所谓的“后汉学”、“诤友说”，似乎印证了“中国文化影响力在世界上不断增强”的判断。的确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国外学者，尤其是政府官员熟练地使用中国文化要素来诠释本国利益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却并没有有效地激活它们，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对外策略之中

　　日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70次“莫里森讲座”上发表演讲，介绍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演讲中，他提到了“后汉学”(NewSinology)这个由该校Geremie Barmé教授提出的新概念，以此说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社会要站在新的层次、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之后，据我所知，这篇演讲的主要内容被《印度时报》网站发表，国内的《中国日报》也做了报道。

　　“后汉学”不仅强调研究中国，更主张接触和参与中国

　　所谓“后汉学”，主张在新的条件下“刷新”汉学研究：不仅要像以往那样继续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经典，还要采取各种研究方法，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全面研究华语世界以及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不仅要重视研究中国，更要接触和参与中国。

　　在陆克文看来，“后汉学”所倡导的理念，正是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对待中国时应该采取的立场，因为冷战已经结束，中国正在崛起，我们已经处在相互联系的全球化世界中，简单地用“反华-亲华”的二分法来应对今天更加复杂多元的中国不合事宜了。他提出，澳大利亚要用“诤友”的态度对待中国，既不把中国简单地看作威胁，也不能因为担心惹恼中国而对中国的行为保持沉默，应当诚实坦率地表达看法、说出建议甚至批评。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由信任和承诺支撑的真正友谊。有意思的是，陆克文还特别提到，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一定要避免“洋八股”和“党八股”倾向，不能用程式化的思维来应对复杂的现实。

　　深切关注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在陆克文看来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的快速发展使得中澳双方有了更多的利益交集点；二是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国际体系，而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是一个崭新的现象，能否和平地将其纳入国际体系之中至关重要。有鉴于此，澳大利亚大力鼓励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并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成立了“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推动学术界与政界开展交流合作，用研究为决策提供支撑和指导。

　　中国对于西方决策的影响，还没有从物质层面扩散到理念价值层面

　　通过陆克文的“诤友说”，我们似乎能够理解近来中国和澳大利亚冲突不断的原因，也能够理解这个“中国通”总是给中国出难题的动机。面对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中国，坦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甚至不惜冒犯中国的利益需要，是澳大利亚的策略性选择。但这种坦白直率，据说不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追求，而是出于“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真切关怀”，这就给现实主义的外交加上了理想主义的光环；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光环不是用西方价值理念塑造的，而是用中国传统价值焊接的。

　　这不由让我想起国内讨论热烈的“文化软实力”议题。所谓的“后汉学”、“诤友说”，似乎印证了“中国文化影响力在世界上不断增强”的判断。的确如此。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国外学者，尤其是政府官员熟练地使用中国文化要素来诠释本国利益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很多时候却并没有有效地激活它们，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对外策略之中。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于本国的研究，无论是传统还是现实问题，相当程度上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中产生应有的影响，更遑论“中国学派”；中国学者在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中，还没有取得平等的地位；我们对于西方社会的研究，应该从现在的学习借鉴向更高水平提升；我们对于西方决策的影响，还没有从物质层面扩散到理念价值层面。因此，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建设还有着漫长的路。

　　要学会使用对方的主流话语，把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效地传给对方

　　陆克文对“后汉学”的重视，也颇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要鼓励学者全面地研究对方，不仅要研究发达国家，更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因为后者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庞大的支持群体，在金融危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它们的力量得到了充分显示。通过全面研究对方，我们要学会使用对方的价值观念来诠释自己的利益要求和战略目标，这对于获得普通公众和学术精英的理解非常重要；也要学会使用对方的主流话语，把自己的利益诉求有效地传给对方，尤其是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