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资本”的三种经典定义

资本最初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一般来说，它代表已经被生产出来的或者自然的生产因素的存储，这种存储被认为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能够产生效益（Solow，2000）。社会资本概念无疑借用了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正如芝加哥大学的罗纳得·伯特（Ronald S. Burt）教授所指出的，“社会资本意指一种效益（advantage）。社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市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在这个市场中交换各种商品，交流他们的思想。某些人或某些群体因此而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有些人获得更高的收益??社会资本是人力资本的一种补充。社会资本指的是，那些做得更好的人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有着更多联系的人??”（Burt，2001）。但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使用的社会资本概念，其涵义显然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

超出了传统经济学范畴的社会资本概念通常被认为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定义，这三种经典定义是：布迪厄的微观定义、科尔曼德中观定义以及帕特南的宏观定义。下面就这三种经典定义进行简要介绍。

微观层次上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将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看作是个体可以利用的、用于实现个体目标的资源。从这个层次定义和使用社会资本概念以布迪厄为代表。布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关系网络是大家熟悉的、得到公认的，集体的每一个成员都拥有这些资源（Bourdieu，1997）。他还强调，某一主体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他能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群体成员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有利于提高不同领域中行动者的地位。

如果说在布迪厄意义上定义和使用社会资本概念可以被认为是微观层次的话，那么，还有很多学者也都在这个层次上使用过社会资本定义。例如，伯特认为，社会资本指的就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他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也是社会资本，它是成功的最后决定者。福山也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就是促进两个或者更多个人之间合作的实际的非正式规范。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强调两点：（1）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是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2）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被个体用于实现自己的行动目标。这里所说的个体不仅仅指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如企业，但是，无论是个人也好，组织也好，它希望解决的问题与自身所处的网络范围内的集体行动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换句话说，它只考虑如何利用自身所处的网络关系和社会关系来解决自身遇到的问题，而不考虑除自身以外的整个关系网络中可能遇到的集体行动问题。

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只用于解决个体行动目标的实现问题，与此不同，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更多地强调社会资本对于促进集体行动目标实现的作用。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概念以科尔曼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角度所作的界定为代表。下面这段话是科尔曼对于社会资本的经典概括，也是被后来的研究者引用最多和最频繁的：“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之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科尔曼，1990）。科尔曼的这个定义至少表达了三层含义：（1）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社会结构性质，社会资本是特定社会结构的一种属性和功能；（2）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功能在于促进个人和集体行动者实现行动目标，它既有利于处于某一特定结构中的个人实现个体目标，又有利于集体行动者解决集体行动问题；（3）指明了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可能促进某些活动，却也可能有害于其他活动。

科尔曼还是系统论述社会资本理论的第一人。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他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形式、特征以及社会资本的创造、保持和消亡的过程。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一是义务与期望，在“相互服务”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相互之间形成的义务与期望构成有用的社会资本。对于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至关重要。二是信息网络，个体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有利于行动的信息。三是规范和有效惩罚，这种社会资本不仅为某些行动提供便利，同时限制其他行动。四是权威关系，人们之间以控制权为形式的权威关系体现为社会资本，这种权威关系有利于解决共同性的问题。五是多功能组织，为某一目的建立的组织，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因而形成了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是人们因别的目的从事活动的副产品。六是有意创建的组织，在特定情况下，行动者为某一目的而创建的组织体现为社会资本，这些组织为行动者提供效益。其中，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以及权威关系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表现形式（Coleman，1990）。

在科尔曼那里，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具有相似的特征，最明显的是社会结构特征和公共产品性质。所谓具有社会结构特征，也就是说，社会资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人们组成的社会组织之中。而所谓公共产品性质，是指社会资本的不可让渡性、互惠性、收益的共享性等。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社会结构的下述功能，即行动者以此种结构为资源可以实现自身利益。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来源于社会结构的功能，社会结构体现为可资利用的资源，它不仅有利于身处同一社会结构中的所有个体的个人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集体行动的达成。

科尔曼还提出了导致社会资本的出现和消亡的各种因素：第一，网络封闭有利于规范的形成以及信任关系的建立；第二，社会结构的稳定是社会资本存在和维持的条件，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第三，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要求他们按照某种既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然而，也正因为此，意识形态对社会资本产生消极影响；第四，其他因素如人们之间相互需要和依赖的程度很低则不利于社会资本的形成、维持和更新。最后，科尔曼指出，社会资本需要尽力维持。

科尔曼对当前社会资本争论的贡献是不容置疑的。科尔曼提供了对社会资本的更广泛的理解，社会资本不仅作为个人利益增加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正如奥斯特罗姆指出的，认识到社会资本对于集体行动的作用，这一点对于集体行动理论及公共政策理论有着极为深刻的含义（Ostrom，2001）。社会资本理论起源于布迪厄和科尔曼的思想，但是，将这一思想加以深化和拓展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帕特南教授，他把社会资本概念带入了主流政治话语体系。

帕特南在使其一举成名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的著作中，将社会资本概念的应用进一步扩展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治理研究中。在这本书中，帕特南这样定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某种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行动而提高社会效益（Putnam，1993）。不难发现，帕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以及在这个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理论框架已经超越了布迪厄、科尔曼等前辈所使用社会资本进行研究的范围。

帕特南及其合作伙伴们是在运用新制度主义方法解释现代意大利南北政府绩效差异的过程中，引入社会资本的分析范畴的。他们首先探索了经济现代化程度与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发现，仅仅将南北制度绩效上的差异归结为南北方经济现代化程度上的差异，这个解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虽然经济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明显与高绩效的公共制度相关，但是，这并不能表明现代性就是产生绩效的惟一原因。说不定正是绩效产生了现代性，或者绩效与现代性二者都受到第三个因素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帕特南等人假定，制度的实际行为受它活动于其内的社会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制度绩效与公民生活的特性之间的关系。他们深入到意大利一千年前的历史中寻找根源，运用大量证据有力地证明，公民生活的差异在解释制度成功方面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这里，他们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他们用这个概念来指称社会组织所具有的某种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会通过产生合作行动而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他们发现，意大利的某些地区富有公民活动的网络和规范，它们充满活力；而另一些地区所具有的则是一种垂直的政治结构、零碎而且孤立的社会生活，以及互不信任的社会文化。他们得出结论说，制度变迁对政治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历史及社会关系对制度的成功构成了强大的制约（Putnam，1993）。

《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的最后一章专门论述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社会资本对制度成功的影响。他们应用了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等理论作为基础，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互惠规范以及网络等的作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要素，而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他们都是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正是这样的社会资本使得遵守规范的公民共同体能够解决他们的集体行动问题。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以及公民参与网络是相互加强的，他们对于自愿合作的形成以及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产生社会信任：普遍互惠有效地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它能提高享受互惠的人们之间的信任水平。稠密的社会交换网络，将增加游戏理论中所说的关系的重复和联系，从而也将增加社会信任水平。最后，帕特南等人指出，大力发展社会资本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一条捷径，社会资本是使民主得以运转起来的关键因素，但是，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它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Putnam，1993）。

至此，我们以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等三位代表性人特的社会资本概念为主线，描述了社会资本概念从微观层次到中观层次再到宏观层次逻辑发展过程，同时也展现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解释范式演变成新的理论研究途径的过程。在布迪厄那里，社会资本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个人或组织的“有意识投资策略的产物，而非其它社会行动的副产品”（Bourdieu，1983）。有人认为，布迪厄开创了社会网络分析的社会资本研究之先河。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资本研究始于社会网络分析。科尔曼则从社会结构的功能出发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可以实现行动者利益的可资利用的资源。他认为社会结构的资源不仅可以成为增加个人利益的手段，而且强调了社会结构资源对于达成集体行动的作用（Coleman，1990）。从科尔曼开始，社会资本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且也正是科尔曼较为完整地阐述了社会资本理论，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解释范式。

帕特南则在科尔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概念扩大到更广阔的社会政治生活分析。在他那里，更重要的不是社会资本对单个个体的有用性，而是集体层面上的公共精神，如，信任、互惠规范和参与网络等等，这样的公共精神将有助于集体行动中的广泛合作，并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

二、“社会资本”概念辨析

布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等人的社会资本概念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各自的不同定义，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这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概念分别是针对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不同层次而言的。三个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定义大体上体现了目前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三个层次。我认为，社会资本研究层次的区分并不在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如何，而是在于使用社会资本的定义和框架所研究的问题本身的层次差异。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微观的个人层面，强调的是个体对有意投资的关系资源的利用；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研究试图实现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过渡，因此，他注重的不仅是社会结构资源对个体行动目标的有用性，而且强调社会资本对于达成集体行动的作用；帕特南考察的是社会资本对于制度绩效和制度成功的作用，因此，他强调的是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精神影响着经济发展和民主治理的进程。

纵观社会资本的不同定义及相关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对社会资本概念作进一步的认识和辨析。

其一，社会资本具有“资本”属性。“社会资本”一词源于社会学中的“社会”和经济学中的“资本”。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等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一样，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有用的资本。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也具有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概念而言的。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有利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一样，社会资本是一种具有社会结构性质的资源，它能够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并降低行动的成本，有利于特定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实现其相关目标。

其二，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来源于特定社会结构的功能。所谓特定社会结构就是指一种网络，这种网络是由共享某些相似特征的人（如共同的血缘、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职业、共同的地域等等）联结在一起形成的。用帕特南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公民参与网络（civic engagement network），这里的“参与”与一般意义上的参加（participation）不同，它主要指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建立在这种联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便是这种参与网络的一种属性和功能。如果没有社会的参与网络，也就没有社会资本。

其三，既然社会资本是特定社会结构的“资本”功能，那么，不同的社会结构形式便有不同的社会资本的体现形式。在西方，其社会是建立在原子式的个体以及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形式基础上，社区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社会资本概念首先是西方学者以西方社会生活为基础、以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为原型提出来的。他们发现，在他们这种社会结构下，以共同兴趣、共同职业或其他共同经历等而建立起联系的人们之间会产生一种有利于集体行动的力量，这种力量将降低某些行动成本，是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在中国，其社会结构是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农村与城市社会结构的不同。在农村，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差序格局”为表现形式，家庭、家族、亲属等初级关系作用明显，而以职业、共同兴趣和其他共同经历为基础建立的次级关系在人们生活中表现出的作用次之。而在城市，影响人们生活最重要的组织是单位，因此以共同职业、共同兴趣及其他共同经历而建立的次级关系占据人们生活的重要位置，但是，即便是这种次级关系也是以“差序格局”的原则为模板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方与中国不同的社会结构导致了社会资本体现形式的不同，但是，不同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本质是相同的。

其四，社会资本的本质就是参与网络所具有的信任、互惠和合作等特征，信任、互惠、参与等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参与网络必须建立在信任、互惠和合作等基础上才能认为具有社会资本，因为只有具有了信任、互惠和合作关系才能促进集体行动的达成。因此，我赞成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益。但是，我们必须对这个概念加以改进和调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这个概念加以进一步的延伸（因为帕特南的社会组织就是指一种参与的社会网络），以便这个概念也能更好地用于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因此，我主张用参与网络代替社会组织。正如前面指出的，参与网络是指由共享某些相似特征的人（如共同兴趣爱好、共同职业、共同地域）联结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网络。帕特南所指的社会组织只是参与网络的一种。在西方社会结构下，参与网络可能更多地体现为如志愿组织等以特定目标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但是，在中国社会，这种参与网络更多地体现为以“同”字开头的关系而结成的网络，如同乡关系、同学关系、亲戚关系、同门关系、同事关系等等。这样的参与网络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在中国社会的参与网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但是，无论参与网络的体现形式如何不同，如既有以无成员身份的个体构成的松散参与网络，也有由有成员身份的个体构成的正式和非正式组织网络，既有以横向联系为主的参与网络，也有以垂直联系为主的参与网络等等，其间存在的社会资本的实质却是相同的：信任、互惠、参与、合作等。

其五，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和合作，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社会资本因不同的作用机制而带来的不同后果，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科尔曼从社会资本的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认为“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处于某一结构中的行动者——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行动者——的行动。社会资本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Coleman，1990）。但同时，科尔曼也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与某些活动具体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在这个定义中，科尔曼看到了社会资本的积极功能，也指出了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Coleman，1990）。正是在这一点上，波茨对帕特南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为了论证社会资本并不像帕特南所说那样有如此积极的效果，他提出了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并认为社会资本至少有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差异!。波茨详细论证说，过于亲密的社会网络具有封闭性，这样的社会资本为网络内成员带来强大利益的同时，也限制了网络外成员进入并获得社会资本的机会。不仅如此，也造成对团体成员本身要求过多，限制过多，阻碍了他们的创新精神等等"。不过公平地说，帕特南也并不是认为社会资本只有积极作用，他其实也看到了社会资本的消极后果。帕特南承认“桥梁”网络（briding networks）和“联系”网络（bonding networks）的区别：前者是包容的和开放的，因此异质群体之间能够建立联系，而后者却排斥外来者。正如帕特南自己所承认的，与金融资本既能用于购买面包也能用于购买枪支一样，社会网络的功能也存在严重的偏离：网络也能以一种对社会有消极后果的方式将团体连接起来，黑手党组织、哥伦比亚毒品组织的紧密网络都是例子。对此，帕特南的解释是，引导社会资本的积极力量并培育“桥梁的”或包容性的网络的挑战依然存在。因此，社会资本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对于某一参与网络的成员来说的积极的社会资本，对于该参与网络以外的成员却可能带来消极后果（Putnam，1993）。

到现在为止，社会资本可以作一个总括性的定义。在我看来，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中的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在中国，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参与网络，如因血缘、地缘、业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它们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对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初步检视

中国一些学者在1990年代初西方学者系统提出社会资本理论时，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理论的解释力及其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海外的华裔学者首先尝试用它来解释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杜维明、林楠和金耀基都发表过专门的研究成果。紧接着内地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资本理论，并且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

对国内社会资本的研究，多采用社会学或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以林南等人为主要代表人物的社会资源理论，该理论强调权力、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缺乏这些资源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而摄取（借用），而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个人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有效途径（Lin，1982，1990）。所谓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而获取。

由于社会资源理论是建立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它将社会网看作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之一，重视社会网络和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对人们摄取社会资源的作用，因此，又有人将这种观点称为“网络结构观”，对应于社会学中将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位置看作是决定其社会资源占有的“地位结构观”。社会资源理论重视人际关系及其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网络，强调人际间的联系和资源的嵌入性，强调个体通过这种人际网络摄取和利用资源的多少等等。因此，对照这种理论，我们可以说，上述大部分相关研究，如社会资本与私营企业家的研究、企业的社会资本研究、农民工求职过程的社会网络研究等等都是以这一理论作为其研究视角的。

正如前面提到的，社会资本概念强调人们之间非正式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些参与中的规范，包括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信仰、情感、互惠、社会关系、合作网络、公共精神、家庭关系、宗亲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不仅在中国社会同样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甚至比西方社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认识到，虽然经济的和政治的因素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的发展仍然是主要变量，但大量非经济的和非政治的因素也起着积极重要的作用。例如，众所周知的“关系”对于个人在社会上的成功就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一些人精于编织“关系网”，以便达到自己的各种目的。又如，社会资本在中国民族企业的发展中也有着极其特别的作用，有人调查发现，目前中国最大的几家乡镇企业中的核心领导层几乎都是一个亲朋好友圈，且大都为子承父业。

也许正是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这种现状导致了两个相关的结果：一方面人们用社会资本概念解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某些现象时得心应手；另一方面，多数学者只注重从“关系”作为“资本”的角度来应用社会资本概念（如“关系资本”、“关系规则”等概念的应用就是如此）。从国内发表的这些成果来看，主要体现为社会学者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资源理论的角度所做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大都局限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利益的联系上。我认为，这种单一的视角限制了人们对社会资本概念和理论的深入研究。国内虽然有一些学者力图根据中国的现实将社会资本概念进行本土化改造，但是，大多研究都未超出上述将关系网络看作社会资本的框架。

在国内的相关研究中，还有一些学者虽然没有使用这个词，但实际上已经触及了社会资本的内涵。例如，对农村家族宗族研究是农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有些学者不自觉地涉及到了农村社会资本的内容，因为在农村，家族宗族、亲属关系、邻里互助等都是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研究有：肖唐镖等人对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王铭铭在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一书中对农村民间互助、人情、人缘、民间权威等的研究"。又如，有学者在研究村民自治制度推进过程中村庄秩序的获得时，注意到了由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而产生的共同行动能力是村庄秩序获得的一个内生变量，他们采用了一个又洋又土的概念叫做“社会关联”（贺雪峰、仝志辉，2002）。所谓“社会关联”指的是村民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上的行动能力。他们认为，这种行动能力为村庄社会提供了秩序基础，也为人们理解村庄秩序的性质提供了途径。但是，我认为，在研究宗族和农村关系网络对农村治理尤其是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时，有些研究者往往找不到合适的理论支撑点，从而大大降低了其学术研究的价值。

通过上述对社会资本概念的梳理以及对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状况的检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性的认识：

首先，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社会资本概念和社会资本分析框架对我们的启示是明显的。它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为我们更充分认识社会发展的内在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社会资本的分析途径有助于引起人们对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的重视，促使人们从更深的理论层面关注那些隐藏于社会结构之中的社会关系以及公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等社会资本形式，从而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表现为信任、规范、参与等形式的社会资本对个人、家庭、公司、社区的发展，乃至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民主以及社会和睦所起的重要作用。

其次，社会资本分析大大提升了相关经验研究的理论价值。社会资本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术语，它具有两个方面的新内涵：第一，它将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的外延扩大了，丰富了资本概念的内涵。第二，它将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等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视作一种资本。它不仅梳理了关系、网络、信任等概念和相关理论，赋予这些概念以新的意义和内涵，并为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视角，从而提升了相关研究的理论价值。因此，我们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和分析框架可以为国内对人际关系、家族宗族等相关研究提供很好的分析工具的支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社会资本研究仍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资本研究才刚刚起步，但这也为中国学者利用社会资本分析框架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针对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现状，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加以特别注意：

（1）研究范围应进一步扩大。在澄清社会资本概念的基础上，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从社会经济的发展到民主政治的繁荣，都应该是中国社会资本研究的广阔空间。（2）研究层次应进一步提升，应将对社会资本的应用性研究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资本理论结合起来，将社会资本研究与公民社会理论和民主治理理论研究结合起来，并为这些理论提供分析工具的支持。（3）要着重研究中国的社会资本形式和社会资本性质的转换。从根本上讲，中国社会并不缺乏社会资本，相反，中国社会资本的存量很大，但多为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如何将传统社会资本转换成现代公民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4）要探索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的有效途径。社会资本可以带来积极效果，但同时也可以带来消极后果。探索有效的机制和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资本的积极效果，降低其消极作用，尽可能地培育积极的社会资本，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治理的推进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