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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作者:衣俊卿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网络编辑:亦文 发布时间:2011-10-19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经过几代翻译家近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我们所翻译的著作文本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所表达经典著作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这些高质量的编译成果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源头活水。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以著作文本的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做出了突出贡献:一是保证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二是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三是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以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为主要内容的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程,将以更精深的、更丰富的编译成果进一步彰显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版本研究意义、文本研究意义和思想研究意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经典著作编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90年的风雨历程中,一直重视用先进的理论来武装和指导各项事业。在我们党领导的中华民族各项伟大事业中,我们一直都看到一种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当我们今天回顾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进程及其理论创新成果时,不应该忘记那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才华,甚至奉献了生命的翻译家和理论家。他们用毕生精力和心血铸就的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丰硕成果,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科学的方法指导。总结百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历史,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20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历史贡献

  按照目前的考据结果,马克思的名字最早进入中国应当在1899年。这年2月,上海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了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的《大同学》一文,其中提到马克思。20世纪初,一些进步报刊开始零散地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观点和著作片段。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的。我们是在粗略的意义上使用“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这一概念的。

  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阶段划分,例如,可以划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时期、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与国民党白色恐怖抗争的土地革命时期、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的几个主要阶段。我在这里,拟从编译事业自身的特点出发,把百年经典著作编译史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38年延安马列学院成立之前,对马克思主义一些重要著作的分散化的、个体性的翻译时期。

  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到了19208月,就有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

  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异常艰难,面临着各种反动思想和制度对马克思主义的打压、共产党初创时期的弱小、国民党屠杀和围剿的白色恐怖等艰难险阻。但是,就在如此艰难的岁月中,我们看到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献身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事业:蔡和森、瞿秋白、李达、恽代英、邓中夏、陈望道、许德珩、周建人、郭沫若、吴亮平(吴黎平)、柯柏年、华岗、陈启修、潘冬舟、王思华、侯外庐、郭大力、王亚南、张仲实等。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冒着坐牢和杀头的危险,义无反顾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这个时期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政治经济学批判》、《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伟大的创举》、《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等。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由郭大力和王亚南经历千难万险、无数艰辛翻译完成的《资本论》三卷全书,于1938年出版。可以说,这一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成果为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打下一个良好的开端和基础。

  第二个阶段是延安马列学院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初具规模的、组织化的翻译时期。

  193855,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的特殊日子里,党中央决定成立延安马列学院,下设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这是由党中央正式组建和直接领导的第一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它标志着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张闻天亲自任院长并兼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部主任,足见党中央对经典著作编译的高度重视。

  这一时期,经典著作编译虽然也面临许多困难,如文献资料和工具书的匮乏、印刷设备和材料的短缺、条件的简陋等,但是,已经比此前的时期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和改善。这时的编译工作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关怀下,由一个有组织的团队承担的,因此,编译事业开始探索一条新路,开始从主要凭个人力量翻译,逐步向发挥集体力量的有组织的翻译过渡。延安马列学院集合了一批优秀的翻译家和理论家,如何锡麟、柯柏年、王石巍(王实味)、景林、赵飞克、王学文、张仲实、陈絜等。同时,参加翻译工作的还有博古、成仿吾、艾思奇、徐冰、吴黎平、王思华、何思敬、曾涌泉和曹汀等同志。这一时期,翻译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翻译成果的出版开始形成一定的规模,例如,从1938年到1942年的短短几年内,就相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种、《列宁选集》18和《斯大林选集》5卷,此外,还出版了许多单行本和专题文集,其中有《法兰西内战》、《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通信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剩余价值学说史》、《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马恩与马克思主义》等。应当看到,延安马列学院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这种初具规模的、组织化的翻译,对于我党的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延安时期,毛主席十分重视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指示马列学院要“学个唐三藏”,并认为经典著作编译“实是功德无量的”,他同时反复对全党提出,我们不能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写了很多重要的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对抗日战争时局做出科学判断的《论持久战》等,这些著作都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所以,在延安时期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形态——毛泽东思想。

  第三个阶段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翻译时期。

  1949年上半年,正值建国前夕,那时候的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即使如此,周恩来同志仍亲自起草了筹建中央俄文编译局的决定。19496月,中央俄文编译局正式成立。此后,中央又在中宣部设立《斯大林全集》翻译室。1953129,经毛泽东同志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俄文编译局与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并以此二单位为基础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其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全部著作。”

  中共中央编译局的成立是百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胜利、经典著作编译和出版专门机构的设立、专业化编译队伍的建立等,为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整体推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同时,党中央也对经典著作编译事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高质量地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而且要求组织和培养一个编译和研究相结合、个人能力和集体智慧相结合、代代传承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体。

  半个多世纪中,这个代代相传的特殊群体,一批又一批默默无闻、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翻译家和理论家,不辱使命,以其殚精竭虑的辛勤劳作和丰富的编译成果,系统、全面地展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50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版和第二版各4卷、《列宁选集》先后三版各4卷、《斯大林文选》上下册和《斯大林选集》上下卷。此外,根据不同读者、不同领域的不同需求,中共中央编译局与国内其他科研单位、大学等还大量编选了各种版本的文选、专题文集、专题言论汇编以及各种选读本和单行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种类,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编译事业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总括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说,经过百年不平凡的历程,特别是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概括起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取得的成果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所翻译的著作文本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的特点。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原始文献的占有方面,同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列宁的故乡俄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相比,我国不具有优势,但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方面并不逊色。例如,当年的民主德国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差不多同时启动编译出版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的工作,并且也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划分卷次,结果,德文版只出版了正卷39卷和补卷4卷共43卷就停止了[1],而中文版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卷39卷和补卷11卷共50卷。再比如,1984-1990年编译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是我国自行编辑的、迄今为止在全世界各种列宁著作版本中收载文献最丰富的版本。这部全集总计60卷,加上依据近年来新发现的文献编译的《列宁全集补遗》两卷,共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件,比《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还多7卷,文献总量也大大超过了俄文第5版。因此,综合起来看,可以断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

  二是所翻译经典著作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我国的经典著作编译不仅强调所收录著作文本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特别强调对经典作家思想全面的和准确的理解。翻译不仅仅是语言转换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必须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因为这些著作中的理论判断、逻辑思路、概念术语关系到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理解,关系到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战略和策略,因此,编译者必须通晓经典作家的理论及其形成与发展历程,通过研精覃思、博考群籍、反复推敲、字锤句炼,确切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使读者阅读译本就像阅读原著一样。”[2]因此,中共中央编译局一直强调对翻译文本思想内涵的全面和准确把握,中央编译局第一任局长师哲同志就提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做好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要翻译与研究并重。这成为中央编译局传承至今的优良传统,也保证了我们的编译成果能够全面、准确、系统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基本思想、理论立场和方法论要求。

  不难看出,这种意义上的经典著作编译成就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具有特别的意义和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系统的、完整的编译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文本基础,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源头活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考虑到中西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这种经典文本的中国化更显得十分重要。“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经典文本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原著从欧洲语言向中国语言(主要是指现代汉语,同时也包括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朝鲜文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转换。”[3]另一方面,所翻译的经典著作的思想理论观点具有全面性和可靠性,能够有效防止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态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是停留于某一部著作、某一些章节或某一个专题的编译,而是要求系统地编译和研究、全面地理解和把握,这样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功利主义地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种表述,或者教条主义地固守某个结论,能够让我们像列宁所要求和倡导的那样,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和“整个体系”[4],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正因如此我们才有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想,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侧面略加展开说明这种编译成果的特殊意义。

  一是保证理论立场的坚定和理论基础的牢固。20世纪是一个世界历史风云变幻的时代,无论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世界社会主义实践,都经历着异常复杂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动摇,与他们通过系统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全面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有机结合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取得成功还是经受失败,中国共产党人都能站稳理论立场,而且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大无畏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针对中国的特定发展阶段和人类社会的新变化,开辟改革创新之路。也正因为如此,党中央领导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号召和倡导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二是推动理论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和全面。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把握方面,很少人是凭借着外文文献来进行的,绝大多数人依赖中共中央编译局提供的系统的和全面的编译成果。这种具有可靠文本依据的扎实的理论研究,不仅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本身的创新,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的发展。毫无疑问,目前中国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学术研究体系,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密不可分。

  三是有助于理论传播和宣传教育的广泛深入。系统化的、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成果的普及和大众化,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构,引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世界图景、历史理解、社会心理、性格结构、话语体系等方面的全方位的变革,在文化层面上深刻地推动了文化的现代化,即人自身的现代化进程。这些深层的变化的确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有着本质性的关联。

  二、新世纪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理论诉求

  上述概括总结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基本上是在20世纪完成的,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新时期,经典著作编译事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能在20世纪已经取得的编译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有所提高和创新。在这方面,我们遇到的首要的问题,也是社会上一些关心编译事业的人们的首要的疑虑,就在于:经过近一个世纪几代翻译家的努力,特别是经过中共中央编译局优秀翻译群体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劳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各种全集、选集、单行本都已经基本出齐,有些还出版过第二版或者第三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进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在这方面还会有新的突破和新的创新吗?我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其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古往今来,理论成果的翻译,特别是学术经典、理论经典的翻译,总是一项精益求精、常做常新的开放的事业。特别是像马克思主义这样文献浩瀚、思想博大、理论精深、传播久远的精神资源,其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本身必然是一项长期的、学无止境、做无止境的工作。且不说历史背景、文化储备、理论理解、思想诉求等,会深刻影响每一时期的翻译成果的质量和水平,即使对给定的词语、段落的理解和含义把握,不同的翻译者也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同一个翻译家在不同时期也会出现一定的差异,而且,翻译中的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有时候也无法彻底根绝。我以为,历史传说中的《七十子希腊文本》的神奇是很难真实出现的[5]

  其二,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的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不断推出新的、更高水平的成果。回顾20世纪历史,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每当人类社会发展面临重大问题或面临重大转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会引起人们格外的关注。在20世纪有很多思想和思潮,大概没有一种理论会像马克思主义这样产生如此大的影响。特别是现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面临着一种全新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很多非常复杂的全球问题和全球风险,需要我们用一种有力量的思想和理论去穿透它、把握它。正因为如此,本世纪初,中央决定组织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把经典著作的编译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三,除了编译工作自身需要精益求精、推陈出新以外,我们还要适时地吸收国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辑和研究的新成果,以丰富和完善我国的经典著作编译和研究。例如,目前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正在编辑,并陆续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就是这一领域有重大影响的新成果。概括起来,历史考证版的出发点和基本考量是基于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留给世人的文献遗产浩瀚无比,包括大量的专著、论文、时评、演说、手稿、笔记、批注、书信等,需要全面考证以进一步充实现已出版的各种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库;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是国际活动家和理论家,他们的著作约有65%多是用德文写成的,约有30%左右是用英文写成的,另有5%左右是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等其他欧洲语言文字撰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不同于世界上已有俄文版、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中文版,它是依据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和发表时所使用的文字的版本进行编辑,并对各种文稿、版本的异同、演变和流传情况进行严谨周密、穷源竟委的历史考证,所以叫做历史考证版。

   基于上述考量,中共中央编译局正在全面开展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程。目前的编译工作涉及几个方面,大多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大体上可以把这些工作分为三个层面:其一,新世纪前二三十年,经典著作编译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或者重点工作是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版的编译工作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蓝本,同时参考德文版、英文版、俄文版等版本。新版全集所收的全部文献都按照原著文字进行翻译校订,力求更加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和风格。中文第二版预计出版70卷,目前已经出版21卷。第二,已经编译完成并于2009年出版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可以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重要著作的精编本。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主要是因为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出版进展较慢,70卷本的中文第二版相应地也要经过许多年努力才能逐步出齐,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经典著作最新版本的要求,我们先将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论著的译文加以审订出版。同时,针对广大干部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学习和研究列宁思想的现实需要,编辑了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两部文集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标志性成果。第三,基于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已经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21卷,对其他经典著作编译成果进行相应的修订。例如,考虑到列宁著作中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目前正在依据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著作的新版本对《列宁全集》第二版和《列宁选集》第三版进行修订。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进行修订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三版。此外,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还承担着宣传普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服务等职责,因此,我们根据领导干部理论学习、理论工作者和学者理论研究、大众化普及等方面的分众化要求,对已经取得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再加工,形成不同体量不同体裁的文集、选集、单行本、学习读本、研究读本、文化宣传读物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而且其意义和要求更高,它需要更多的编译人力的投入,还特别要把编译和研究工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此,我们一方面加强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专业化编译和研究队伍建设,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紧密合作,探索构建一个文献典藏建设、经典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有机结合的协作体系,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的理论创新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译工程,得到了中央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特别引起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关注,其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理解和争论。例如,在如何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和中文第一版,以及如何客观地全面地对二者加以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应当采用什么样的体例和编辑原则编辑中文第二版;如何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中文第二版,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等开展文本研究,对这种文本文献研究的理论成果应当有什么样的预期等问题,都存在着不同的理解,甚至一些误解。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及与学术界的及时沟通,不仅有助于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助于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我认为,目前主要应当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有以下三个,即如何准确把握新世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程的版本研究意义、文本研究意义和思想研究意义(或理论研究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是我们对编译和研究成果的期待,因此,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新世纪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理论诉求。

  第一,如何准确把握新世纪经典著作编译工程的版本研究意义。

  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蓝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到底为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内容,这是人们对新版全集的主要关注点,与之相关的,则是如何评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在这方面,理论界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既有强调历史考证版和中文第二版重要性的意见,也有不同意过高评价历史考证版的声音;既有对中文第一版的质量和水平表示怀疑的人,也有认为中文第二版的某些修改不如中文第一版的看法。我认为,对此一定要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判断:既要充分肯定中文第一版的历史地位和理论价值,又要看到历史考证版和中文第二版的进步和新意。

  我想,首先应当确立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质量总的来说是好的,是可靠的,对于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的表述是准确的。的确,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主要是依据俄文版为蓝本编辑和转译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但是,从目前的比对来看,这种局限性不属于理论观点等重大问题,而是属于编辑学和文献学方面的问题。今天看起来,有几个重要因素保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质量和水平:一是负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的原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版本研究和著作编译等方面具有权威性,其学术传统和专业队伍的学术水平保证了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和编辑质量;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理论翻译界中俄语翻译力量是很强的,水平是很高的,并且得到了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和帮助,因此其翻译质量也是可靠的;三是在从俄文版翻译的过程中,中共中央编译局还特别组织中央编译局和有关高校的德语、英语等语种的专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点著作按照经典原著的语言文字、并参考其他文种进行了译校,例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等重要著作,实际上都是依据原著文字翻译定稿的;四是全集中有些著作已有中译本,在重新译校中充分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并依靠集体智慧使原有译文质量有了新的提高。此外,中文第一版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即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比较好地突出了文采,其中一些精彩的、经典的表述打动了无数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这一点是中文第二版要努力学习和传承的。

  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的翻译质量和水平的充分肯定丝毫不会贬低或者否定历史考证版和中文第二版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说来,我认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贡献和价值,不是给我们提供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思想的不同的理解,而是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历史地、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观点。具体说来,以历史考证版为蓝本的中文第二版同中文第一版相比,主要的改进和新意体现在这样几点:一是收文更全更准确,其中包括新考证发现的文本(如论文、手稿、书信、笔记等)的收入,对原有误收入的个别文本的调整等;二是译文在细节上更为准确,更为精细,对原有译文对照这些著作发表时的文字文本,进一步校订完善;三是编排更加严谨和合理,整部文集分为一般著述、《资本论》及其手稿、书信和笔记四个部分,每一部分的文献按年代顺序编排,从而比第一版更有利于读者查考和使用,克服了第一版在编年顺序和逻辑顺序上体例不够统一的缺点;四是资料更为翔实,在这一点上,历史考证版同俄文版和中文第一版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其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和发表时的各种修改,以及相关背景资料和考据资料,构成了历史考证版和中文第二版的一个很大的亮点。

  因此,不难看出,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为蓝本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对于我们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在翻译学和编辑学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些改进和提高。就目前的理论研究而言,我们要充分利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文献和已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有关卷次,除此以外,还应当继续充分使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

  第二,如何准确把握新世纪经典著作编译工程的文本研究意义。

  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是文本研究。过去几十年,西方的马克思学得到很大发展,对中国理论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学在国内外影响的扩大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其提供的丰富的资料密切相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各类文本、各种语言的文本、写作中的修改和相互补充情况、编辑出版过程的修改情况等丰富文献的公布,为马克思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主题。这是一种积极的现象,有助于我们多视角、多维度地全面理解和把握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及其发展变化。但是,围绕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和中文第二版的编辑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例如,既有认为中文第二版没有很好地体现历史考证版的丰富资料的看法;也有主张对历史考证版的资料文献评价不能过高的观点;甚至有对文本研究提出过高的理论期望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也需要冷静地分析和讨论。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并非像学界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没有使用历史考证版(MEGA2)的各种资料,而是采取了与历史考证版不同的编辑原则。具体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原则是优先选取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发表的文本,对后来版本的修改情况则通过异文对照表(Variantenverzeichnis)体现出来,对于一些前后不同版本变动比较大的著作,甚至采取几个版本都收录的原则;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的编辑原则是选取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校订过并发表的最后版本,然后把之前的一些修改变化情况通过注释加以说明,因此,这里采取的编辑原则同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是“对向而行”的,并不涉及是否使用历史考证版资料的问题。中文第二版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编辑原则,是考虑到这个版本是供党的各级干部、广大群众和理论工作者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使用的,理应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生前最终确定的最完善的版本作为正文,而将此前文本中若干重要修改之处在正文脚注中适当加以反映。对于专门进行深入理论研究,例如,文本研究的学者来说,还可以直接参考历史考证版和其他的文献。

  进而,我认为,需要冷静地定位我们的文本研究。我认为,从目前的编译进展和各种研究成果来看,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和中文第二版的文本研究,应当定位于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更加全面、准确、细致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思想,防止对他们的理论观点的片面的、实用主义的取舍或者教条主义的固守,同时,要通过这种研究为展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当代价值提供引导。我这样表述文本研究的定位,是强调要防止一种倾向,即认为我们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研究,可以在根本上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思想的理解和把握。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我们如何定位关于经典著作的文本研究,都要做长期的、细致的考证工作,要防止以某一个具体观点来推论全部理论的做法,更要防止在没有足够占有和考证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文献资料的背景下,直接搬用西方马克思学的话题、资料和结论的做法。

  第三,如何准确把握新世纪经典著作编译工程的思想研究意义。

  上述关于基于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如何开展版本研究和文本研究的讨论,集中到一个根本问题,我认为就是要突出经典著作编译的思想研究意义或理论研究意义,也就是说,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进行编译、版本研究、文本研究,还是一般理论观点研究,都应当让思想和现实性明确出场。我一直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显然不同于关于某一实证知识、某一工具性理论、某一物质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证性研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具体结论,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体现在每一时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强烈的现实诉求。这种现实诉求并非只是今人的功利性要求,它同时也是马克思学说的本质规定性使然,因为,如果不把马克思的学说置于每一时代的现实历史进程中去加以阐发,那么,即使我们真的能够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每一种观点完全“客观地”、“无争议”、“实证地”分析出来和描述出来,那么它的价值也会十分有限,只能是专属于那一时代的知识形态。

  从这样的几点出发,我们对经典著作编译成果的关注点主要不应放在某个概念、某个观点的改变上,不能期待通过改变几个概念、词汇、术语的翻译来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我不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应当努力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寻找某些以前被忽略的,与解决现实人类问题有关的具体观点和思想,但是,这不应当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主流。如果我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到这种功利性的“淘宝”或者按照今天的需求去改变经典作家的某个概念的译法[6],其结果不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贬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价值。我认为,对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最根本的是要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和思想力量中的现实逻辑和当代价值。例如,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重点应当是更加历史和全面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写这些著作的历史背景和具体针对性,挖掘其中的批判价值和方法论价值,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许多理论逻辑是如何能够穿透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同每一时代发生实质性的和批判性的对话。例如,面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我们既要看到,随着“冷战”的结束,随着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马克思时代那种以激烈的阶级对立、冲突和暴力斗争为极端表现形式的资本逻辑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的逻辑”今天非但没有退出历史的舞台,反而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更加多样的手段、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行使着自己的统治,实际上,在各种各样的全球性问题和全球化风险中处处闪现着资本逻辑的身影。例如,在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问题、在生态问题和资源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争执问题、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形成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霸权问题、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发达国家所制造的全球风险问题、在微观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各种霸权问题等,它们在深层次上都没有逃脱资本的逻辑。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再一次强烈地展示出思想力量的原因。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充满发展机遇,也充满挑战的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党要领导全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伟大事业,需要不断的理论创新,需要理论的穿透力和理解力,因而,也就需要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以更精深的、更丰富的编译成果来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的源头活水。

注释:

  [1]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我们将在本文第二部分专门加以讨论。

  [2]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第2页。

  [3]韦建桦:《用生命擎起思想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百年回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第2页。

  [4]列宁:《致伊··阿尔曼德》,《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7卷第464页。

  [5]《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是《希伯来圣经》最早的希腊文译本。其中《妥拉》部分,是由72位犹太学者应埃及国王托勒密二世之请,在亚历山大城翻译的。据传由于受到神的默示或者启示,虽然当时七十二位学者各自分别在自己的书房里进行翻译,但翻出来的七十二份译本竟然一模一样。我们可以由此推断这一译本的权威性,它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流传也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我们无法从细节上证实这是一个完全的历史事实,只能把它当做一种神奇的传说和美好的期待。

  [6]当然,对于以前翻译错的、不够准确的地方,或译文前后不统一的地方,毫无疑问要加以修订或调整。我这里所说的不是这种编辑学和翻译学意义上的问题,而是指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些带有“功利色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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