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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的成立及其不同形态
——人类学哲学的视角
作者:冯雷    来源:《哲学动态》2014年第11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5-06-05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
关键词:

  直观经验告诉我们,社会是不可能脱离空间而存在的。但是,长时间以来,社会与空间这两个概念并没有结合起来使用。社会空间概念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

  一 社会与空间:从社会生物学到哲学

  1. 社会生物学视域中的社会与空间

  历史上,人们早已注意到动物社会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空间行为规则,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到过雄鸟对生存领域的划界和防卫现象。在现代生物学中,社会与空间更是不可分离的范畴,社会生物学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指出:几乎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着精确地指导其空间行为(包括争夺、占有和统治等)的准则。他对动物社会的空间作了如下分类:家园范围、领地、个体距离和优势地位;各种不同的空间组成了一个连续的梯度序列,每一物种沿梯度占有各自的位置。家园范围是动物完成学习和惯常巡逻的区域;领地是一个或一群动物通过公开防卫或者弦耀、或多或少独自占有的区域;个体距离是动物保持自己与同物种其他成员间的最小距离;优势地位是动物社会中某一成员优先于其他成员获得寝宿地、弦耀场所的权利,以及其他诸如优先获取食物、配偶的权利。爱德华霍尔认为这些动物学原理有助于理解人类行为。他注意到各种文化在个体距离问题上大相径庭:地中海人包括法国人对宾馆和会场的人群簇拥持宽容态度,谈话时彼此站得比北欧人更靠近些,但英国人大概会认为意大利人粗俗鲁莽,而意大利人会认为英国人冷漠和不懂礼貌。因此,他提出了研究“人类空间关系”学的必要性,即把利用空间的系统研究作为文化的一个特殊份量的必要性。[1]

  2. 哲学史上的社会与空间

  在哲学以及社会理论中,空间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空间只是被看作人类社会所处的场所或活动的背景而已。不过人们很早就发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具有某种影响,古希腊的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人都阐发过这种思想,他们认为特定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等因素会影响到民族性格、生活方式乃至社会性质。在18、19世纪,人地关系理论再度复兴,孟德斯鸠、李特尔、拉采尔等人关于自然条件影响国家政体、民族文化、人的活动方式的观点被人们称为地理环境决定论,这占据了19世纪地理学的主流。但确切地说,人地关系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与空间的关系,因为地理环境属于物质范畴,而空间则是物质的抽象的量的形式,所以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物质实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空间与物质的关系——尽管地理环境作为人类活动的现实的场所,较之其他物体更接近于对空间的直观。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首次把空间、时间、物质和运动这四个分离的范畴统一起来。他指出:不存在无物质的空间和时间,也不存在无空间和无时间的物质;空间可以转化为时间,时间也可以转化为空间;空间和时间从属于运动;运动总是物质的运动,物质与运动是绝对统一的。黑格尔的时空哲学标志着现代时空观的诞生,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和空间统一起来了,因为既然时空和物质运动是统一的,而人类社会历史也不过是一种物质运动,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脱离时空的社会及其运动是不存在的。但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时空被当作“外在化的观念的抽象规定”,空间是单纯的形式,是外在性自身。[3]按照这种观点,社会空间只能被解释为社会的抽象形式。

  黑格尔之后,人们对空间的体验和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19世纪的人们看到机器具有改变空间、改变社会的力量。例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就指出“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4]或许可以说,人类学家这个群体一直是最关注技术对空间的影响的,例如人类学早期代表人物摩尔根曾写道:“人类能不能征服地球,完全取决于他们生存技术之巧拙。”“人类依靠鱼类食物才开始摆脱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可以遍及于地球上大部分地区。我们在各个大陆上都发现处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燧石器和石器遗物,其中有充分的资料足以证明上述人类迁移的事实。”[5]

  进入20世纪,崇尚科学理性的现代主义者把空间当作技术手段,应用于生产管理和城市建设,甚至乐观地把空间视为变革社会、建构新秩序的力量,但这股激进浪潮也导致了对社会空间的过分工具化处理。20世纪下半叶城市化弊病尽显,福柯、列斐伏尔开始进行空间批判,指出现代城市空间是权力和资本的产物,反过来现代社会又通过控制和操纵城市空间来实现操控社会的目的。、福柯和列斐伏尔开辟了社会空间批判理论。其后,杰姆逊、哈维、苏贾、吉登斯、布迪厄、卡斯特尔、鲍曼等人继续坚持空间批判的路径,研究对象也逐步从城市空间扩展到全球化空间、从地理空间扩展到信息空间。

  3. 社会与空间的具体联系

  吉登斯曾指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但“社会科学家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6]那么,建构社会时空理论的难点在哪里?就空间而言,笔者认为在于必须解释社会与空间的具体的联系。但这样一个任务对于建筑在抽象概念之上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来说,实在力有不逮,倒是近几十年来人类学领域以及相关的学科取得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启发。

  生物学家阿尔特麦针对社会性生物给社会下了个定义:社会是由一些存在社会交往协作的同种个体组成的群聚体,而这是通过几乎不能进行交往的边界封闭起来的。[7]这个定义的关键点是把组织化和空间作为社会的两个基本要件,其中前一句强调的是社会行为的分工和协作,即社会的组织化特征(也就是说社会绝非个体的纯粹量的聚集);后一句强调的是生物行为(包括个体及各级别组织)的空间属性,它规定了该社会的边界。这个定义清楚地显示出空间与社会的具体联系,即社会的本质就是同种个体的组织化,而这种组织化必定是嵌入空间的。具体来说,社会生物——无论个体还是群体——的行为本身具有空间属性,由此决定了该生物社会的内部空间秩序,也决定了该社会的边界。

  这个定义对于人类社会也是适用的,只是人类的组织化不单遵循人的生物特性,还受到技术和文化的制约。根据目前人类学家的考证和推测,多万年前现代人的祖先直立人就已经是制作工具的动物,万年前人类可能已经使用火,大概那时的人也初步掌握了一种奇妙的“声音工具”——口语。工具、火和语言这三个核心性的技术促成了人类社会的形成和演化。此外,大约在年前人类社会发生了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革命,自那时起文化(或符号)也深刻地介入了人类社会的演化。而无论技术也好,文化也好,都有各自的空间属性。因此,人类社会空间是由其物种的空间属性、技术的空间属性和文化的空间属性共同决定和建构的。

  此外,任何社会的形成和演化都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地理、气候、生态等自然环境作为人类社会的外部物质条件,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人类社会空间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社会空间是由外部因素(即自然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因素(即生物的、技术的、文化的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且,由于这些因素是变化的和发展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存在过一些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

  二 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空间

  黑格尔说过:“空间是一种秩序”[8]。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空间即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不同则社会空间形态也不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曾发生过数次社会空间形态的重大变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规模上由原初的小型社会发展成现在的巨型社会。但是,这样的变化绝不意味着后来出现的空间形态取代了前者,而只不过是后者在空间秩序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人类进化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基本的社会空间形态都留存至今,它们彼此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今天的人们身处如此重叠、交错的多种社会空间之中,通常的情况下就像在转速不同的几个转盘上交替跳跃着,常常因为不能适应不同空间的转换而频频摔倒。所以,当代人特别需要了解自身所处的特殊的空间状态,以便根据不同的空间规则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

  1. 初始空间

  人类社会最初的空间形式来自于最小规模社会,这是社会空间的“原生形态”,后来各种社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从采集、渔猎活动直到发明原始种植与养殖农业,人类在100多万年的漫长岁月里都过着小规模的群居生活。人类学家认为,“自远古以来,裸猿(指人类——引者注)的变化真是微乎其微”,“我们的行为习惯都是在小规模的原始部落里养成的。那时的原始部落和现在猩猩群和猴群差不多,成员可能不到100,而且相互都很熟悉。……即使到了现代社会,我们在交往中仍然遵循着远古祖先的基本规则”。[9]当时的人类可以使用火和打制石器,缝制衣服,穴居。获取食物的技能、抚养幼儿的能力、低寿命和较高的死亡率等因素限制了群的规模。此外,语言也是制约社会规模的天然因素。理查德利基推测那时一群人大约由25人组成,“以成年男人和女人为核心加上他们的子孙与其他群相互交往,形成以习俗和语言联系起来的一个社会的和政治的网络。一个典型的网络大约有五百人,被称作一个方言的部落”。[10]多个方言部落组成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群,估计总人数可能上万人,他们散居在上百平方公里的区域。因为超过一定范围时语言就会发生分化,所以这个规模就达到了该语言的空间边界。语言隔离自然导致空间隔离和社会隔离,人们通常只能在此范围内求偶和组建家庭,形成以血族关系为纽带的几乎封闭的社会空间。这是自人类形成之初便一直延续下来的基本的社会空间,它满足了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基本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初始空间”。

  2. 地方性空间

  大约在三、四万年前,人类社会演化出第二种空间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地方性空间”。人类学家指出,大约在35000年前人类社会经历了一次突变,兰德尔怀特列举了七个方面的考古证据:⑴这个时期不仅有意识地埋葬死者,而且出现了陪葬品,埋葬变得更加复杂。(2)出现了艺术表现,包括形象制作和身体装饰。(3)技术发明和文化发展的速度突然加快。(4)第一次出现了文化的地区性差异。(5)以外来器物交换的形式出现的远距离接触的相关证据变得明显。(6)居住遗址明显增大。(7)技术由使用石头扩大到包括其他原料如骨头、鹿角和黏土。怀特和其他人类学家包括刘易斯宾福特和理查德克莱因等人认为,这一连串突变是因为人类直到那时才掌握了完全现代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口语。[11]如果说在此之前口语只是人类特有的“发音的技术”,那么此后语言便具有了文化属性,它兼任了抽象符号(概念)的载体,成为思维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以表现和象征为特征的文化才可能产生。文化天然具有地方性,这在上面怀特提到的第四条考古证据已经表明。除了这一条以外的其他六条——无论远距离交往的剧增,还是技术发明的突然加速,甚至陪葬品的出现几乎反映的是同一个事实,即封闭的社会空间被打破,活动空间扩大了,人们流动起来了。虽然人们还生活在“初始空间”,但同时又处于与其他主体的经常性的交往、交换之中。这样的社会已经不仅建立在血族关系上,同时也以地域性为基础进行了再组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新型空间中,原始语言迅速进化为现代语言,产生了图腾、巫术、神话和艺术,形成了以礼节和仪式为核心的社会交往秩序。

  3. 国家空间

  第三种社会空间是国家空间,这是以职业分工为基础组织而成的社会空间。人类在一万年前掌握了谷物栽培技术,从而逐渐定居化,人口也迅速增多。水源丰富、土壤肥沃的开阔地带变成激烈争夺的对象,强大的部落拥有了半职业化甚至职业化军队。战俘为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提供了所需的劳力,以商贸为职业的商人阶层和专司各种生产部门、设施建设、财政和文化事务的管理阶层出现了。大约六千年前,最早在两河流域出现了以工商业为基础的城市国家。公元前35世纪,在尼罗河流域出现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型王权国家。不同国家大小不等,人口从几万至几十万,面积从几百到上千平方公里,如此规模的大型社会已经不可能再依靠习俗和礼仪管理,而必须创建新的管理手段和秩序。于是,国王成了主权的所有者,国民被置于法律和政府的统治之下,文字成为国家施行有效管理的手段,宗教充当统治意识形态的工具。几千年过去了,如今拥有主权和固定而明确领土的民族国家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实体,从空间秩序来看也是真正具有完整性的空间单元。

  4. 全球化空间

  第四种是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空间也就是全球化空间。当代全球化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状态。我们知道,社会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是组织化的。但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化并不是各个社会被全球性“组织化”了——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目前的全球民主困境。全球化问题研究者指出:“在这个体系中,虽然大多数国家声称是民主的,但是民主原则几乎没有被扩展到多边管制和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因此,今天的全球化产生了一组全新的政治和规范困境。以前的年代根本没有出现过这类困境。”[12]全球化时代各个社会只是处于全球性的“联系”之中。所以,所谓全球化社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而是由许多社会组成的“聚群”。既然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那么其空间也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空间,毋宁称之为“社会间空间”。当代全球化空间是一个在全球流动、交往和网络沟通的广度、强度、速度等方面都史无前例的空间,它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通讯和计算机技术基础之上的,高速度是这些技术的主要特点。人类居住的世界几乎没有扩大,但是物质、信息和人员流动的速度急剧加快了,以至于在当代全球化状态下时间性被遮蔽了,凸显出共时性的时空体验。地方性空间和国家空间对于人的生存来说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在全球化压力下愈发得到强化,因此与同样日益增强的全球化空间形成紧张关系的是,人们正试图通过建立跨国或全球性组织以及多边或多层次合作机制构建全球化新秩序。但是’随着速度型技术的不断创新运用,全球化空间将面临日益严重的风险。

  5. 信息空间

  第五种社会空间是信息空间。这并非仅指建立在现代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基础上的狭义的信息空间,这里所谓的信息是广义的。信息与行为及智能相关。对于绝大多数植物来说,信息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动物来说,其周围的世界既是物质的世界,也是信息的世界,同时它自身也成为其他动物的信息。它总是在获取、处理和发出信息,并采取恰当的行动。因此,动物的各种行为觅食、繁殖、防御、学习以及协作、竞争等)不仅是物质过程,同时也是信息过程。人类学家相信,“较为高等的动物的确好像知道他们的信号所产生的效果……他们的通讯看起来很像是富于智慧的社会操纵行为,好像他们已经学会并知道用他们的信号来作为影响其他个体的手段。”[13]在《黑猩猩的政治》一书中,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讲述了一只黑猩猩如何通过向同伴发出假信息以使自己获利的观察案例:试验者在黑猩猩圈养区里埋了一些柚子(但把柚子的一部分表皮露出地面)让黑猩猩寻找。年轻的雄性黑猩猩丹迪发现了其他黑猩猩没有注意到的柚子,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便从那里走了过去。“然而,那天下午,当所有其他的猿都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时,丹迪站了起来并直奔埋藏地点。他毫不犹豫地挖出了那些柚子,而后悠闲自在地吞吃起来。”[14]人类在准确解读和操控声音、动作、表情等行为信息方面并不比黑猩猩高明多少,但是人类有一种卓越的能力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这就是通过观察事物的变化捕捉其中规律性的信息,从而在头脑中建构起相应的理解模式的能力。人类学家推测,人的这种能力可能来自于生物学本能,寻找模式的生物程序是人类智力水平的一个重要基础,而这似乎与人的语言活动密切相关:我们的祖先对猿的整套声音符号进行了重建,“在进化的某一阶段,我们的祖先使这些发声本身的意义完全消失。只有它们的组合才有意义:我们把无意义的声音串在一起组成有意义的词。在动物界中这是独一无二的。”[15]人类在语言和文字等符号基础上建造了一个意义和象征的信息王国,人的社会行为因而也变得复杂无比,不是普通动物行为学可以解释的。

  信息不是物质,所以信息空间不是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而成立的。但是,由于信息总是依赖于物质载体而存在和传递的,而物质是不能脱离空间而存在的,因此信息也就具有了空间形态,即所谓信息空间。从智人产生到今天,信息载体由原始语言发展到“现代语言”,再发展到文字,最后出现电子媒介和计算机网络,不同的媒介造成不同的信息空间,不同的信息空间对总体社会秩序的形成起着不同的作用,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我们已经处在信息时代,物质空间对信息空间的依赖将越来越严重,信息空间秩序如何将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秩序。

  注释:

  [1][7]爱德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第12章“社会空间”第7页。

  [2]有关西方人地关系思想的变迁,可以参考拙著《理解空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65-69页。

  [3][8]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39-42页;第42页。

  [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58页。

  [5]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14、15页。

  [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三联书店,1998,第196、195页。

  [9]德斯蒙德莫里斯:《裸猿》,刘文荣译,文汇出版社,2003,第166-167页。

  [10][11]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吴汝康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54页;第113-114页。

  [12]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598页。

  [13][14]弗朗斯德瓦尔:《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赵芊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第40页;第76-79页。

  [15]威廉卡尔文:《大脑如何思维——智力演化的今昔》,杨雄里、梁培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第66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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