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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杰出代表——张仲实
作者:杨金海    来源:《传记文学》杂志2015年第12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6-02-22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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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我是怀着对张仲实老前辈十分景仰的心情来写这篇文章的。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百年传播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传播者。张仲实同志无疑是这个英雄群体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我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传播的晚辈学者,对我们的前辈学者自然是高山仰止。加之,张仲实同志是我们中共中央编译局的原副局长,所以就更加感到亲切和敬重。

  2013年,是中央编译局成立60周年,也是张仲实同志诞生100周年。为纪念张仲实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中央编译局决定编辑出版《张仲实文集》十卷本,并成功申请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我担任文集主编,负责这项工作。在收集、整理和编辑张仲实文稿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第一手的过去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愈发感受到这位前辈学者的贡献之重要、伟岸之高大!他的人生、思想、事业,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智慧宝藏,越挖掘越令人惊叹,越震撼越对这位长者心生景仰之情。

  张仲实同志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理论家和出版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作出了很多开创性贡献。他为我们留下的近千万字的翻译成果和思想理论成果,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共党史乃至中国现代语言史、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史等方面不可多得的文献。他是一位高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从他的学术成果中我们可以窥见近百年来中国的话语变迁、思想变迁、学术变迁和历史变迁。他是一位中国式的智者,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文人的浩然正气、爱国情怀、使命精神、担当意识,以及严谨治学、无私奉献、追求理想、传播真理的崇高风范。他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多方面的,值得认真学习研究。

  生于乱世 投身革命

  张仲实,原名张安人,笔名张任远、实普等。他还有两个俄文名字,一是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用的,叫杰尔维兹;另一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用的,叫克里温。1903年7月15日,他出生于陕西省陇县城北郊店子村(亦叫温水店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两岁时丧母,父亲长年在外打工,主要靠伯母抚养长大。1913年春,祖父送他进了本村私塾里念书,跟一位本村的老秀才读四书五经。他学习用功,书念得很好,两年后给私塾先生的儿子做陪读进了县城的高级小学。1920年底,他高小毕业,因成绩优异被学校破格留校担任见习司书生,负责抄写课本等,每月工资约合一元钱,勉强维持生活。正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刊,接触了近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受到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立下了“实业报国”的宏愿。

  1922年初,冯玉祥的“新军”在西安招募学生兵,张仲实积极投军。据最近发现的张仲实在苏联的档案可知,他曾经在“国民二军做过宣传工作”,但后因身体不适,离开该军。1922年夏,陕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后改为省立第三职业学校)招生,他积极赴考,顺利通过考试,被分配到纺织专业学习。这所学校在陕西三原县城北郊。当时,三原是渭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多所中等学校,是辛亥革命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大本营,五四新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这里传播。在这样的氛围中,张仲实在学习专业之余,更加积极地学习新思想新文化,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如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新青年》以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等,还读到了马克思主义著作《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科学与人生》等。

  张仲实通过学习研究,思想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和信仰者。据他回忆说,从1923年下半年起,直到1926年6月毕业为止,他代销的《向导》每期就有五六十份,《中国青年》有一百多份。通过这些工作,他团结了许多进步学生,并发起成立了读书会,主动开展革命书刊、革命思想的宣传介绍活动。

  1924年8月,李子建(即李秉乾,当时是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学生,三原人)受共青团中央委托,回家乡发展团的组织。张仲实和三原各校的十几位进步青年先后加入共青团,同时成立共青团特支,由张仲实任特支干事,创办《渭北青年》。在此基础上各校陆续建立公开的学生组织,成立渭北学生联合会,张仲实被推选为学生联合会主席。由此,渭北的进步学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5年1月,中共豫陕区委在三原发展党的组织,张仲实等一批优秀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中共渭北特支,由张仲实担任渭北特支书记。在三原党组织的领导下,三原人民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举行民众集会,拥护孙中山北上,拥护召开国民会议等,为北伐战争营造革命声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召开民众悼念大会,并举行示威游行,成立“渭北国民会议促进会”。1925年5月,在张仲实等同志领导下,渭北特支组织开展了驱逐军阀吴新田运动,还积极组织举办暑期讲习会,向青年讲授帝国主义侵华史、近代中国革命史、国民革命的形势任务等,推动了先进思想的传播和三原地区的民主革命运动。

  1925年10月,张仲实作为陕西省学生代表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并与各地学生代表一起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旨在反对军阀段祺瑞的“首都革命”示威游行。尔后,他作为全国学联的特派员到河南开封、郑州等地,最后回到陕西,传达全国学联代表大会精神,宣讲“首都革命”的意义。1926年,张仲实在组织学生运动的同时,组织开展反对陕西军阀刘镇华运动,并于6月初为《向导》写了一篇通讯《刘镇华治下之陕西现状及农民的反抗运动》,揭露了刘镇华的种种罪行。不久,刘镇华攻打西安、三原,抓捕革命者,张仲实也在通缉之列。刚刚完成甲种工业学校学业的张仲实不得不迅速离开三原,绕道山西、河南等地去了上海,寻找新的革命途径。

  远赴苏联  寻找真理

  到上海后,张仲实原准备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但后来改变了打算,考入了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不久,中共中央要选派一批青年学生到苏联留学,张仲实入选。1926年10月10日,他与其他同学约60多人一道,乔装打扮,乘停泊在上海黄浦江中的苏联货轮离开上海,奔赴苏联。先是在海浪中航行7天,到达苏联远东的海参崴,然后又用约10天左右时间到达莫斯科。到苏联后,他被分配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的主要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工人运动史等。1927年上半年,他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任教务班长。1928年4月,他经组织安排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不再是一般学生,而是被分配到比较重要的翻译班,与张闻天、伍修权等同志在一起,既学习理论,又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教材讲义的翻译工作。在苏联留学的四年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俄文,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后来的翻译和理论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学好俄语,张仲实下了很大功夫。他在《我学习俄语的经验》一文中曾谈到这些情况。他学习俄语是在莫斯科开始的。在此之前,他连俄文字母都不认识。为此,他在出国之前就有了准备。当时,别人都在置办出国的衣服、旅途用品等,他没有力量来置办,身上仅有9元钱,就拿出8元6角在上海的一家书店(当时叫内山书店)买了一本《露和大辞典》即日俄大辞典。这部辞典后来就成了他学习俄语的最好老师。刚到苏联时,老师上课都用俄语,并配有翻译,对俄语教学不太重视,每周俄语课仅有3个小时。很多中国学生到苏联学习,时间都不太长,主要学习基本知识和进行政治训练,对俄语学习也不太重视。所以,学习俄语,主要靠自学。张仲实认识到,要学习好理论,必须把俄语学好。于是,一有空,他就查辞典,读俄文。同朋友聊天、看电影、游公园、烧中国饭菜等,也都注意从中学习俄语。在星期天,别人都还在睡懒觉,他却按照平时规定的时间早早起床,怕影响别人睡觉,也怕别人笑自己“书呆子”,悄悄地拿上辞典,到学校的教室里,把门关上,读俄文。

  由于学习努力,张仲实的俄语翻译能力提高很快。当其他同学还在张罗买辞典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看俄文报了;等到别人会看俄文报时,他又可以看俄文书了。就这样,他的俄文程度一直比同时入学的同学高一截。这也是他后来能够进翻译班,较早从事理论翻译工作的缘故。所以,他曾经把自己学习外语的经验概括为两点:“第一,手边一定要有一本好的辞典;第二,自己要有恒心,能耐烦地去时时翻辞典。能具备这两个条件,定可保证你成功。”

  张仲实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的档案编号为“3162”。从中发现,他在“回国工作的方向”一栏中,填写了“回国后愿做党的宣传工作”。在“其他”一栏中,他填写了“回国以后,听候党的支配,如不回时,希望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军事政治学院更好”。可见,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做奉献。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苏联的留学生们也认识到学习军事和回国后参加军事斗争的重要性。所以,张仲实也曾经想学习军事并提出过正式申请,但党组织经过认真考虑,没有同意,还是让他留在“翻译班”,为的是发挥其特长,尽快翻译出我党急需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理论教材。

  在苏联留学期间,张仲实不仅学到了扎实的俄语、马列主义理论,还学到了政治组织、政治动员的本领,也经受了苏联政治斗争的锤炼。他与张闻天等同志在一起工作,在1928年第一次见到了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周恩来等同志,结识了一大批苏联同志和朋友。这为后来的革命工作奠定了基础。1930年前后,苏联共产党内开展“清党”运动,张仲实曾被人诬陷为“托派”分子。好在有一名当年的“托派”成员勇敢站出来为他作证,证明他“不是一个托洛斯基主义者”。张仲实在晚年回忆这段历史时,深刻分析了苏联“清党”运动错误的根源。他说,联共不讲政治思想教育,所以也就不懂得“整风”。他们是“清党”。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就进行“清党”,搞“人人过关”。党员被揭发完后,清党委员会不核对事实,便做出结论,宣布开除党籍或给予警告处分,“方法十分简单粗暴”。正反两方面的经历,对他后来做党的思想工作大有益处。

  1930年8月,张仲实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涯,奉命回国。他先是到唐山任中共京东特委宣传部长,后到天津,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到上海,开始从事进步文化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工作。

  既是文人 又是战士

  1931年春到上海后,张仲实本来是要到这里寻找中共党组织的,但由于时局动荡,一直没有联系到党的组织。在这段时间里,为了谋生并帮助人们了解世界,他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他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就翻译了30多万字的《美国征服英国》一书,是从俄文翻译成中文的,遗憾的是,由于政治环境恶化,没有找到出版的地方。但他毫不气馁,继续在翻译的道路上攀登。1931年9月,他进入上海的神州国光社工作,在这里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一方面做编辑校对工作;另一方面,刻苦学习,致力于翻译,积累了很多收集资料、研究问题的经验。同时,他继续寻找党的关系,并主动组织人们从事反对日本侵略、援助抗日军民的活动。

  1933年9月,张仲实在朋友介绍下进入刚成立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出版部工作,担任该馆主办的《时事类编》杂志的特约翻译兼编辑。该杂志为旬刊,他的主要任务是每周为刊物提供一篇从苏联报刊翻译的文章,同时负责一定的编辑工作。他利用这一工作机会从苏联的《真理报》、《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等报刊上翻译了大量文章,向中国读者广泛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状况、文化事业发展的成就,以及苏联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各种国际重大问题的看法。在他翻译并发表的大量文献中,以连载的《斯大林报告全文》(即斯大林在苏共十七大报告)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最为著名。特别是后者,深受进步青年的欢迎,后来在生活书店出版,并多次再版。

  这一时期,张仲实还为《申报》、《新中华》、《中华日报》、《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等撰稿,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对国际时事进行评论,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趋势,分析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及其未来。1934年,他编译了《苏联的教育》一书,作为《申报》丛书出版。他和樊英合译了风靡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作为中山文库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对我国学界思想界影响很大。

  1935年,是张仲实作为文人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一年,从此,他进入了中国当时著名的上海进步文化堡垒,逐步成为一名进步文化名人和进步文化战士。这年2月,经胡愈之介绍,张仲实进入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工作,并由胡愈之推荐担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

  《世界知识》杂志是胡愈之于1934年9月创办的,旨在向中国人民介绍世界革命、民族解放、人类先进文明等最新动态,以便让读者了解世界大势,认识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命运和前途。张仲实任主编后,更加注重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发表一系列进步文章。当时的文化名人钱俊瑞、钱亦石、夏衍等经常为杂志撰稿。张仲实也亲自撰写国际评论,如《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之前途》、《未来大战和我们》、《日德意防共公约》、《英美远东政策的积极化》等。这些评论分析透彻,很有见识,特别是分析和预见了不久以后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杂志名声日大,影响海内外。

  1935年9月,张仲实在主编《世界知识》的同时,和钱俊瑞、薛暮桥、徐雪寒等人发起成立了新知书店,出版《中国农村》杂志,并以此为阵地,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分析中国的经济社会性质,展开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为批判“托派”所谓的中国国情特殊、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等论调,张仲实撰写了《苏联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论战》一文,阐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完全适用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5年11月,邹韬奋请张仲实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此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华北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邹韬奋响应中共号召,于11月16日创办《大众生活》周刊,鲜明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主张。是年底,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大众生活》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机关报,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主阵地,销售量很快达到20多万份,影响巨大,创中国历史上报刊销量的最高纪录。这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1936年2月,《大众生活》出版第16期后,被迫停刊。邹韬奋也不得不流亡香港。临走时,他交代让张仲实继续担任总编辑,不久,在生活书店召开的第二次社员大会上,张仲实当选为由邹韬奋、徐伯昕、杜重远等11人组成的书店临时委员会主席。

  在主持生活书店工作期间,张仲实在继续出版“创作文库”、“世界文库”等丛书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出版范围,新出版了“青年自学丛书”、“救亡丛书”、“世界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等社会科学系列丛书。1936年6月,他亲自主编的“青年自学丛书”开始陆续问世,第一、二集分别为12册,其中不少是名家的著作。如《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平心著)、《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沈志远著)、《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钱亦石著)、《怎样研究中国经济》(钱俊瑞著)、《思想方法论》(艾思奇著)、《文学与生活》(胡风著)、《创作的准备》(茅盾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何干之著)、《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著)、《怎样研究世界经济》(张仲实著)、《时论写作》(韬奋著)、《文艺思潮历史》(徐懋庸著)等。

  这套“青年自学丛书”在30年代出版后,曾风靡一时,发行量很大,在广大青年中极受欢迎。许多青年从中了解到马列主义,从而走上革命道路。40年代,这套丛书继续出版,像华岗的《社会发展史刚》、费孝通的《民主、宪法、人权》、以群的《文学的基础知识》、周建人的《生物进化浅说》、彭迪先的《新货币学讲话》、陈原的《世界政治地理讲话》等书,也先后收入丛书。这套丛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也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

  张仲实还以“世界学术名著”的名义,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译)、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沈志远译)、列宁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王唯真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张仲实译)等八部著作。这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一页。

  这一时期,生活书店还出版一大批颇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刊物,如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月刊、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鲁迅主编、黄源编辑的《译文》、陈望道主编的《太白》、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张仲实主编的《国民公论》、张仲实、林默涵主编的《读书与出版》等。这些刊物在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影响很大,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思想文化战线上,起到了宣传、教育、团结和组织人民的作用。

  这一时期,继上海文化界成立救国会后,全国各界抗日联合会也成立起来,张仲实当选为全国各界抗日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为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贡献。1935年6月,他在《世界知识》2卷7号上发表长篇文章《东北四省的义勇军运动》,详细报道了东北义勇军的情况,并高度赞扬义勇军。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上海救国会“七君子”事件,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等救国会七位领袖。张仲实同胡愈之等救国会执行委员,千方百计组织营救,并利用报刊大造“爱国无罪”舆论,得到宋庆龄、马相伯以及爱因斯坦、杜威等国内外知名人士的支持。迫于各种压力,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7月释放“七君子”。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张仲实撰写《抗战必胜论》、《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等文章,鼓舞人民抗战到底。他还与刚出狱的邹韬奋一起创办《抗战》三日刊,在第一期撰文《全民抗战的展开》,为全民抗战呐喊。1937年9月1日,生活书店又创办《战时联合旬刊》,张仲实在第一期发表《敌我军队作战能力的对照》,分析了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文章写道,“我们的对日抗战,主要的是在持久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由此驳斥了“唯武器论”、“亡国论”。在该《旬刊》第二期上,张仲实撰文《敌人封锁我国海岸》,把残暴疯狂的日寇称作“纸老虎”。张仲实在抗战初期提出的这些思想很有见地,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析不谋而合,可见科学理论的威力,也可看出张仲实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理论运用能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生活书店决定迁往武汉。张仲实与邹韬奋、金仲华等人乘一艘法国轮船绕道香港,然后经广西、湖南等,于12月下旬到达武汉,继续出版《抗战》三日刊等,宣传抗日主张。1938年1月20日,张仲实在中共于武汉刚刚创办的《新华日报》第10号头版发表《最可纪念的一日》长篇文章,回顾了国共两党关系史,阐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伟大意义。这一年,张仲实在《抗战》三日刊等杂志连续发表数十篇抗战和国际时事方面的文章,包括《迅速改善后方的交通》《中国抗战与苏联》《彻底消灭内部摩擦》《太平洋上的英美与日本》《民族大团结》《同情于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马克思》等。同时,张仲实还与胡愈之、孙冶方等编写了《抗战一周年》、《救亡手册》,他自己编写了《国际现势读本》等抗战读物。这些文章、读物给抗日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鼓励。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张仲实又随生活书店同仁撤退到重庆。为克服工作上的困难,也为与苏联联系,又应好友——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之邀,1939年1月,张仲实与茅盾等人赴新疆开展文化工作。在那里,张仲实担任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讲授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还担任新疆反帝会的刊物《反帝战线》的编委、《新芒》月刊的编辑顾问,以及新疆文化协会的副会长,同时,发表一系列与抗战有关的文章,翻译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1940年5月,为避免新疆军阀盛世才谋害,毛泽民等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帮助张仲实和茅盾从新疆脱险到达西安;之后,又随朱德总司令到达延安。

  矢志不移  传播马列

  张仲实和茅盾到延安后,受到中共中央领导和延安文化界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和张闻天专门来到他们居住的党中央南关招待所看望他们,并彻夜交谈。毛泽东还将自己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赠送给张仲实和茅盾。经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批准,张仲实重新回到了党的组织中。延安政府和文化界还专门为他们的到来组织了欢迎会。张仲实回忆说,“由衷地感到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1940年5月,也是张仲实事业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即从进步文化传播转变为革命理论传播,从而他自己也就逐步成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职业翻译家、理论家及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者。

  在此之前的1938年5月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这是党中央培养高级干部的学校。其中专门设立了编译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张闻天任马列学院院长兼编译部主任。1940年5月由陈伯达接任编译部主任,但由于工作关系,陈伯达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就调离。张仲实来到延安后不久,于6月初,张闻天便安排他到马列学院接替陈伯达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从这时起到晚年,他一直是我国马列主义著作翻译、研究工作的领军人物之一。

  张仲实在苏联留学时,已经开始接触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工作,并立志要为党的宣传理论工作做贡献;在30年代上海时期,已经翻译过斯大林的大会报告、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新疆时,翻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编译了长达400多页的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还翻译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哲学》条目、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当时译名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拉比杜斯和奥斯特维强诺夫合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著作。这些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也使得张仲实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大家。

  到延安马列学院后,他专门从事翻译研究马列著作并担任这方面的领导工作更是如鱼得水。当时党中央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毛泽东鼓励马列学院的同志说,“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张闻天还经常亲自过问此项工作。张仲实领导马列著作编译部的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其中包括《马恩丛书》10卷、《列宁选集》20卷。据何锡麟回忆,《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很重,只有极少数几卷有中文译本,是由在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工作的几位中国同志翻译的,其他大部分需要我们翻译。为完成任务,大家不辞辛劳,日夜苦干。张仲实亲自参加了《列宁选集》20卷中译本的校阅和审定工作。

  1941年7月,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把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下设哲学、马列主义、国际问题、经济学、文学、党史等八个研究室,张仲实任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同年9月,设立中央政治研究室,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毛泽东亲自兼任研究室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下设政治、经济、国际问题三个研究组。张仲实担任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1942年,为配合延安整风,在全党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毛泽东亲自主编《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张仲实、吴亮平、柯柏年等参加此项工作。这部书出版后影响很大。1943年,中央政治研究室撤销,张仲实调到中央宣传部任出版科科长,后又任党的教育科科长(当时中宣部没有设局、处),主管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宣传工作。这段时间里,张仲实、柯柏年、何锡麟、曹葆华等同志一起努力,继续翻译并最终完成了《列宁选集》20卷的工作。《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共30卷书的问世,为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全部翻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配合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张仲实还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和译文。1940年12月他的《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在《解放》周刊123期发表,批评了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赞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并阐明列宁、毛泽东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他还撰写了《列宁的著作遗产》、《列宁如何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斯大林早年的哲学思想》、《怎样研究<资本论>》、《共产国际与中国》等文章;翻译发表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底动力》等。这些文章、译文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张仲实做了许多理论工作。1947年5月,他随中央机关转移到西柏坡。为配合中央解决土地问题,张仲实选编了《马恩列斯毛论农民土地问题》。7月,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在西柏坡召开,张仲实和艾思奇等一起编辑整理各地的《土地调查报告》,并出版十余种。10月,受中央委托,他组织编印了一套《整党问题参考资料》,共10辑,其中包括《论党的性质》、《论群众路线》、《论自我批评》、《论科学的领导方法》、《共产主义的人生观》等。这一时期,张仲实还主编了晋察冀中央局的党刊《战线》;为适应新老解放区学校教学的需要,张仲实与徐特立等大力推进教材建设,他还亲自编写了《近代中国历史提纲》。

  1947年,张仲实为我们党的宣传事业做出了一项特殊贡献,即发现了刘胡兰烈士的英雄事迹。这年初,张仲实率领中央慰问团到山西前线慰问,发现刘胡兰事迹后,立即上报中央,并建议中央大力宣传。中央同意了这个建议,毛主席亲自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1949年2月,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中央机关迁往北京香山。张仲实也到了北京。此时已是全国解放前夕,党中央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决定编辑一套《干部必读》。张仲实承担了这项工作,拟定了12种书目,获党中央批准,毛泽东还亲自审阅书目并题写“干部必读”书名。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论》、《思想方法论》等。张仲实亲自编译了其中的《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发展简史》。这套《干部必读》出版后影响很大,仅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其发行量就达到300多万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党员干部学习的理论读物。

  新中国成立后,中宣部开始设立处级机构。张仲实先后担任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国际宣传处处长,并兼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总干事兼党组副书记、宣传部主任。尽管工作十分繁忙,张仲实仍然致力于马列著作编译工作。他翻译的列宁《论民族殖民地问题》、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等先后出版。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刘少奇任会长,中宣部指定张仲实负责协会的具体工作,并主编会刊《中苏友好》杂志。该杂志1950年1月创刊,张仲实先后为杂志撰写了《列宁的生平》、《斯大林传略》等,并翻译介绍了很多苏联报刊文章。

  1953年6月,张仲实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副部长,负责西北五省的宣传工作。1954年西北局撤销,张仲实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马列著作的编译事业。

  中央编译局的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其前身是延安马列学院编译部,以及1949年成立的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1953年1月,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将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宣部斯大林著作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央编译局。其主要任务是,有计划有系统地翻译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根据中央要求,中央编译局拟订了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计划。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乃至我国出版史上一项极其宏伟的工程。张仲实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后,积极参与了这一工程的组织领导,并亲自审定重要译稿。从那时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工作,数千万字的三大全集第一版终于全部问世。这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我国现代文化建设,以至于对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张仲实在领导和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翻译的同时,还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普及工作。他撰写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基本观点研究的文章,如介绍《<马恩全集>第一卷》、《介绍<哥达纲领批判>》、《<神圣家族>一书对于历史唯物主义若干基本原理的初步阐述》、《<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学习列宁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说》等。

  张仲实经过多年的翻译研究,积累了丰富经验,解决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很多难题。比如“按劳分配”、“按需分配”概念的翻译就是由他最后确定的。1958年之前,“按劳分配”一词被普遍译为“各取所值”或“按劳付酬”;“按需分配”一词被译为“各取所需”。张仲实经过认真研究,提出“按劳分配”、“按需分配”两个概念代替过去的译法,并撰写《关于“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一文,发表于《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0日)。又如,“资产阶级权利”一词也是张仲实最后确定的。1959年8月他就发表文章,主张把“资产阶级法权”译法改为“资产阶级权利”,但认识没有统一。“文革”期间,“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大做文章。 1977年4月,张仲实撰文《剥掉“四人帮”在“资产阶级权利”问题上的画皮》,再次提出把“资产阶级法权”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得到了编译局专家的一致认可,接受了这一译法。这对于人们确切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有重要意义。

  “文化大革命”期间,张仲实受到打击迫害,他所热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研究事业不得不中断。但作为一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他没有写任何见风使舵、违背科学真理的文章。十年动乱结束后,张仲实虽年逾古稀、体弱多病,但精神振奋,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拿起大笔,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他收集了许多资料准备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立传,因病未能完成,但仍然抱病写成了通俗简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略》、《列宁传略》,分别于1983、1984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事业常驻  精神永存

  由于张仲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事业上的杰出贡献,1954年,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6年,受中央委派,率团赴东柏林参加经济问题研讨会,回国后被中国科学院聘为经济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58年6月,受中央委派,赴布拉格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办的《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大型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任民族解放运动部主任。

  张仲实被选为全国政协第四、五届委员和第六届常委。他还担任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统战理论研究会的顾问。

  1984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编译局、中国马列著作研究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办座谈会,庆祝张仲实从事马列著作翻译、研究和出版工作50周年,表彰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作出的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王震、杨尚昆、邓力群、胡愈之、杨静仁,以及首都思想理论界、新闻出版界周扬、夏衍、杨献珍、师哲等200多人到会祝贺。王震在讲话中,对张仲实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还专门为张仲实题词并书写“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为一位学者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庆祝会,这在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乃至整个学术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张仲实无愧于这样的殊荣。

  1987年2月13日,张仲实在北京辞世,享年84岁。新华社为此发了消息,评价张仲实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

  张仲实老前辈虽然离开我们近30年了,但他给我们留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与研究事业还常做常新,他给我们留下的一大批精神财富将永远发挥作用,他爱党爱国爱人民爱事业的崇高风范将永远昭示后人!

  2015年10月12日写于北京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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