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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的文本溯源与传播新考
作者:张远航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01期
网络编辑:时佳 发布时间:2017-03-0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中文世界发行规模与传播范围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本文通过大量的史料与文本还原了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确证了其翻译底本为俄文版,考察了博古译本的发行规模及传播范围,为博古译本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发行规模最大、传播范围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译本的论断提供了更为详尽的史料与严密的理论支撑,分析其对于此后《共产党宣言》译本的深刻影响,为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缘何取得如此的成就提供了样本,进而以历史条件与主观因素相结合的方法对其产生深远影响的缘由进行了剖析,最终对该版本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中文翻译提供的历史经验进行了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概述。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博古译本;翻译;传播;新考

  诉诸全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历程,《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发行数量与历史影响力的双重意义上都占据着首要位置,而哪个译本的传播更广则构成一个重大研究主题。根据本文考证,《宣言》博古译本是新中国国成立前发行规模最大、传播范围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博古译本至少由13个出版机构出版过67次,发行量高达62万多册,比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三者发行总量的10倍还要多,仅在1949年就出版了35次,堪称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史的重大事件。从其历史语境、内容构成、传播过程、当代影响和基本启示等方面对其进行的研究,充实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一、博古译本产生的历史语境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与出版事业发展迅速,据1921年 “人民出版社通告”[1]显示,仅人民出版社就有49种马克思主义文献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翻译、传播也遭遇前所未有的低谷,连年征战与反动当局查禁甚至使得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工作一度陷入停滞。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长征期间,全国仅有的几部马克思主义文献如《资本论》(1935年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社会主义底基础》(1936年2月上海山城书店出版)、《费尔巴哈论》(1935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宗教·哲学·社会主义》(1936年3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德国革命与反革命》(1936年5月上海新生命书局)都由国统区进步书店出版,[2]鲜有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上述马克思主义传播外部条件的不利状况在红军到达陕北后得到改善,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与广大党员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的热烈需求紧密结合,使翻译出版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升。1938年,党中央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3]。1942年,毛泽东写信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何凯丰,强调要在延安整风运动结束后,在中央设立一个编译部,大批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苏联有关书籍。毛泽东在信中还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4] 除鼓励大规模翻译出版新的马列著作外,重新校译早期翻译的马列著作也提上日程。1943年5月,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指出:“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因此,“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决议还指定博古、张闻天、师哲等人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5]在此之前,博古已经积累了相当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翻译经验。据目前可查考的文献资料显示,博古翻译的第一本著作是1938年出版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作出之后,博古开始大规模翻译马列主义著作,便很快于该年8月出版了《宣言》新的译本。

  博古精通俄文,“不仅能够翻译马列主义一般著作,而且还能翻译列宁同志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6]博古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与国学造诣也为他在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中取得的杰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理论与文字根基。[7]

  博古译本之前的《宣言》中文译本有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和成仿吾徐冰合译本,它们为新译本提供了有力的翻译经验与中文表述支撑。于1920年完成的陈望道译本以日文版为蓝本并参考英文版,是《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8]1930年出版的华岗译本以英文版为蓝本,是第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员翻译的《宣言》译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华岗译本第一次将《宣言》最后一句译为其后在华夏大地广泛传播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9]1938年出版的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以德文版为蓝本,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与解放社编辑徐冰共同翻译而成,这是第一次由党的组织机构安排翻译出版的《宣言》。[10]上述《宣言》译本,尤其是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为博古提供了最直接参阅的文本,诸多翻译精华融入到了博古新译本之中。

  二、首个译自俄文的中文版本

  除博古译本外,上述《宣言》译本均已被明确指出译文来源。现有研究成果指出,博古有留苏背景,因而可以推断《宣言》博古译本译自俄文,但此类说法缺乏考据。本文通过对博古译本文本的考证,为确证这一论点据提供了有力的史料证据。

  (一)中文版首次出现俄文版序言

  当今出版的《宣言》包括1848年发表的正文和马克思恩格斯生前为《宣言》撰写的7篇序言,其中俄文序言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为《宣言》第二个俄译本合写的,这篇序言最初被翻译成俄文发表,附有这篇序言的《宣言》俄文版(单行本)于1882年在日内瓦作为《俄国社会革命丛书》之一出版。《宣言》早期各文种版本并非都同时刊载7篇序言,如1919年出版的日文版《宣言》只有正文,20世纪初美国出版的一种英文版《宣言》也仅刊载了正文。各时期出版的德文版《宣言》几乎都只收纳了正文和3篇德文序言,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及前苏联出版的俄文版《宣言》几乎都收纳了俄文版序言和3篇德文版序言。可见,各国出版《宣言》所包含的内容不仅与本国国情相关,同时也与本国译者所使用的蓝本有关。《宣言》中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亦如此,如陈望道译本以日文版为蓝本,译文仅有正文;华岗译本使用了仅有正文的英文版《宣言》为蓝本,因而译文只有正文;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以附有3个德文版序言的《宣言》版本为蓝本,因而3篇德文序言也同时被翻译、介绍到中国。根据以上分析,不难理解为什么博古译本首次出现了俄文版序言。

  (二)首次将俄文版《宣言》编者加的注译成中文

  中文译本第一次出现注释是在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中。译者首次将恩格斯为《宣言》加的注如“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社会主义党”等纳入《宣言》新的中译本。[11]之后出版的博古译本进一步充实了《宣言》中译本的注释内容,不仅将恩格斯加的注增加到21条,而且还首次将俄文版《宣言》编译者加的18条注释编入新的译本。俄文版编译者为《宣言》加注是早期俄文版《宣言》的一大特色。据考证,在博古翻译《宣言》之前,当时传播较为广泛的俄文版《宣言》有:1923年的梁赞诺夫版、1932年的阿多拉茨基版以及1939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修订版,这三个版本除附有恩格斯为《宣言》加的注以外,还增加了编译者撰写的十几条至几十条注释。其中,1939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宣言》修订版[12]最大的特色即增加了18条“编者注”。通过考证,博古译本与该俄文版《宣言》中的18条“编者注”内容完全一致。据此特征,不仅可以确定博古译本是从俄文翻译过来,而且还能进一步确认博古译本是以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宣言》修订版为参考蓝本。

  (三)对其他版本语式的改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任务即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国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翻译出版体现中国文化特色尤其是符合中国人语言习惯的作品。陈望道译本和华岗译本文言文色彩浓厚,阅读起来较为吃力;而成仿吾徐冰合译本基本接近现代中文语言风格,但部分语句的翻译并不精炼。博古译本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大的改进,使其语句更加流畅,断句、修辞更接近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

  如《宣言》最后一段现译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3]陈望道译本译为:“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利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练,得到的是全世界。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14]华岗译本译为:“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政见和目标。所以他们公然宣言: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统治阶级在共产党革命底面前发抖呵!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全世界。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15]成仿吾徐冰合译本译为:“共产党人鄙弃把他们的立场与意见隐蔽起来。他们公开声明,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一切从来存在的社会制度,才能够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栗着吧!无产者在这里面除了他们的锁链以外再没有可失的东西。他们将得到整个的世界。一切国度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16]博古译本译为:“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目的只有经过暴力的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战栗吧!无产者在这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将会得到整个世界。一切国度底无产者,联合起来呵!”[17]上述5个译本最末一段译文中,陈望道译本中需要改进的地方最多,如将“观点”译成“主义”、“他们”译成“我们”;华岗译本基本传承了陈望道译本句式,但在用词、术语方面进行了改进,将一些错误的译法进行了纠正;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与博古译本的句式、语法基本接近于现代汉语用词用语习惯,但博古译本更符合“信、达、雅”的要求,如将“要达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强力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改译为“他们的目的只有经过暴力的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后,其句式表达基本与现译本一致。

  三、版本与发行考辨

  (一)博古译本首版甄别

  博古生前,其翻译的《宣言》仅由解放社于1943年8月出版过两次。从这两个版本中辨认出首版本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从外观观察,它们的封面均白底绿字,印有“共产党宣言”几个字,作者名与译者名字体大小略有差异,但封面上的作者名分别印为“马克斯、恩格斯”和“马克思、恩格斯”,版权信息极为相似,从这些方面似乎很难辨认出首版本。本文试图从《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史的角度进行考证,梳理出博古译本首版的线索。

  陈望道译本共出版20多次,作者名先后被译成“马格斯、安格尔斯”、“马克思、昂格士”、“马克斯、昂格士”、“马克思、恩格斯”、“马克司、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思”等;华岗译本共出版7次,作者名先后被译成“马克斯、恩格尔斯”、“马克斯、恩格斯”、“马克斯、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等;成仿吾徐冰合译本共出版11次,作者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一种译法。可见,到成仿吾徐冰合译本出现时,翻译界都认可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译法。本文还考察了1938年延安马列学院编译的一套10卷本“马恩丛书”,发现丛书中单行本都使用了“马克思”这一译名。[18]博古译本再次出现“马克斯、恩格斯”这一译名,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第一次印刷时将“马克思”错印为“马克斯”,而在第二次印刷时,及时进行了纠正,而之后出版的60多个博古译本都使用了“马克思”这一译名。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出,印有“马克斯、恩格斯”字样的版本为博古译本首版本。

  (二)发行量考证

  建国前,陈望道译本共出版17次、华岗译本出版6次、成仿吾徐冰合译本出版11次,且大部分未注明印量,但根据当时的发行条件,这些版本印量一般都在1000—2000册之间,粗略估量三个版本的发行总量约6万册。[19]

  现有研究成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中,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文献发行量最大、出版次数最多的是《宣言》,而博古译本“是建国前流传最广、印行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版本”,“其发行量自1938年到1949年估计有几百万册”,“例如仅华东新华书店从1947年到1949年就印行12000册,东北书店1947年9月一次就印行1万册”,“仅1949年6月到1950年5月一年‘干部必读’(12种)就印行300万册,其中《宣言》至少印行20-30万册。”[20]这一结论是学界较为权威的研究成果,但上述关于《宣言》发行量“估计有几百万册”需进一步考证。

  从1949年11月开始,解放社出版的《宣言》(“干部必读”丛书之一)是“根据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所出中文版翻印”[21]。既然“干部必读”丛书中的《宣言》前后使用了两个版本,那么上文提供的统计数据必然有误。因此,本文将根据更为详尽的史料来实证这一问题。下表列出了博古译本出版详细情况:

出版

年月

出版社及地点

(册)

丛书名

出版社

地点

1943.8

解放社

延安

   

1943.8

解放社

延安

   

1946.5

太岳新华书

山西

   

1946.6

华北新华书店

山西辽县

   

1946.9

山东新华书店

山东临沂

   

1946.10

胶东新华书店

山东烟台

5000

 

1946.11

解放社

 

5000

 

1947.9

解放社

 

1万

 

1948.2

冀鲁豫书店

山东朝城

2000

“干部学习丛书”,第一种

1948.3

山东新华书店总店

临沂

2000

 

1948.5

山东新华书店总店

临沂

2000

书名为《马恩列文献》含《宣言》

1948

华北新华书店

   

书名为:《马列主义五大名著丛刊》含《宣言》

1948.10

东北书店

 

5000

 

1948.10

解放社

 

5000

 

1948.11

太岳新华书店

山西

2000

 

1948.11

解放社

 

5000

 

1948.11

中原新华书店

河南

3000

 

1948.12

解放社

 

1万

 

1949.2

华中新华书店

江苏淮阴

8000

“干部高级读物”

1949.2

中原新华书店

河南

1万

 

1949.2

华东新华书店

山东

1万

“中级党校教材”

1949.3

太行新华书店

河南涉县

   

1949.3

太岳新华书店

山西

1000

 

1949.3

解放社

 

2000

 

1949.3

解放社

 

1万

 

1949.3

大连东北书店

辽宁大连

2000

 

1949.4

北平中新图书公司

     

1949.4

新中国书局

大连

 

“干部学丛书第一辑”

1949.5

解放社

     

1949.5

东北书店

辽宁长春

3000

“干部必读文件”

1949.5

新华书店

 

1万

 

1949.5

华北军政大学

石家庄

   

1949.5

华北大学

     

1949.6

太岳新华书店

山西

3000

 

1949.6

苏南新华书店

江苏

1.6万

 

1949.6

皖北新华书店

安徽

2000

 

1949.6

解放社

 

5万

 

1949.6

解放社

 

5万

“干部必读”

1949.6

解放社

 

3.5万

“干部必读”精装

1949.6

解放社

 

3.5万

“干部必读”平装

1949.6

解放社

 

1万

“干部必读”

1948.6

浙江新华书店

浙江

5000

 

1949.7

新华书店

北平

5000

 

1949.8

西北新华书店

陕西西安

1万

 

1949.8

新华书店

 

5000

 

1949.8

太岳新华书店

山西

1000

 

1949.8

赣东北新华书店

江西上饶

5000

“干部学习丛书”

1949.8

解放社

 

2000

“干部必读”

1949.8

解放社

 

5000

“干部必读”

1949.8

解放社

     

1949.8

解放社

   

“干部读物之六”

1949.9

解放社

 

1万

“干部必读”

1949.9

解放社

 

6000

“干部必读”

1949.9

不详

 

1万

 

1949.10

华北军区政治部

平山县

   

1949

大众出版社

     

1949

上海国强出版社

上海

   

1949

旅大区党委

大连

   

1949

大连大众书店

大连

   

1949

北平人民书报社

北平

   

1949

冀中新华书店

山东

   

1949

华中新华书店

江苏淮阴

 

“干部学习丛书之一”

1949

新华书店冀中支点

山东

   

1949

解放社

     

1949

西北新华书店延安总分店翻印

     

1949

华东海军政治部

江苏泰州

   

1949

陕甘宁新华书店

陕西延安

   

1950.1

广州新华书店

广州广东

8000

“干部必读”

  根据表格显示,博古译本自1943年8月首次面世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6年时间内,版本众多,出版机构有解放社、新华书店、冀鲁豫书店、东北书店、新中国书局和我党的军政机构如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华北军区政治部、中国共产党旅大区党委、华东区海军政治部等,从地域来看遍布陕西、山西、山东、黑龙江、河南、河北、江苏、上海、北京、天津、湖南、湖北等13个省市,从早期在延安出版发行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而走向全国各地。

  1943年8月出版的博古译本都没有标明印刷册数。一方面根据当时解放区经济条件非常困难的历史条件,基本可以推断出《宣言》当时的发行量较为有限;另一方面,我们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推断,本文根据一批当时解放社部分印有发行量的书籍发现,绝大部分图书发行量都是1000-2000册,因此估算出这两个版本的发行不会超过4000册。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解放社出版了一套共计12种的“干部必读”,其中的《宣言》前后经历了两种译本,首先使用的是博古译本,后用的是莫斯科百周年纪念版[22]。博古译本在这套丛书中共印行9次,发行约18.1万册。除此之外,从1946年5月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还以其他形式出版了近60次,发行约437500册。通过以上史料考证,《宣言》博古译本出版数量大约为622500册,其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几个中文译本总和,但绝不会是“估计有几百万册”。

  四、译本的传播历程与影响

  博古译本产生于延安整风运动时期,在条件极为困难的抗日后方,该译本并没有立即得到广泛传播。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理论待进一步提高问题,《宣言》博古译本与其他马克思主义文献成为各解放区竞相出版的学习读物,并在解放战争后期达到传播顶峰,其传播的广度与深度超越以往所有《宣言》中译本。1949年11月,谢唯真译本出版,逐渐代替了博古译本,后者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一)延安整风运动时期

  作为延安整风运动期间重要学习材料之一的《宣言》在运动初期并没有被列入党的学习必读书。1942年党组织规定的多种学习材料中并没有出现《宣言》,如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中规定整风学习的18个文件,和1942年4月16日中央宣传部《关于增加整风学习材料及学习时间的通知》中又添加的4个整风学习的文件中[23]没有任何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因此可以推断,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文献中,《宣言》不是其主要的学习内容。

  虽然如此,但有些单位自发组织了一些学习教育活动,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宣言》,比如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的多次学习活动中,讨论学习《宣言》的心得就是其中的必备课,“中组部的许多人员列席旁听,大家戏称列席的人为‘后排议员’”[24]。很多党的领导干部不仅在努力学习方面身先垂范,而且还想尽办法促使大家一起学习提高。陈云就是这方面的榜样,他经常请当时延安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辅导大家学习。袁宝华同志回忆了当时中组部组织学习《宣言》的情景:“陈云同志主持全体干部学习《宣言》。这本书是延安出版的,每人一册。陈云请柯柏年为我们辅导。”[25]

  整风运动中后期,党中央就正式规定了《宣言》为党内干部必须要学习的书籍。1943年,中共中央决定,一年时间内党的高级干部学习课本为《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6种书籍。[26]中国革命博物馆目前还珍藏有当年周恩来读过并留有亲笔签字的《宣言》:“周恩来,一九四三、十二、卅延安。”实际上,自1943年10月延安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以来,《宣言》都被列在各种学习用书的首位,在毛泽东指定的6本书中,其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两本书均由博古翻译,因而基本可以推断这套学习课本中的《宣言》就是1943年8月新出版博古译本。在党的学习活动的推动下,博古译本逐渐为广大干部群众所熟知。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又提出:要读《宣言》等五本马列原著,并指出:“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就有益处”[27],进一步推动了博古译本的传播。

  (二)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无论在战火纷飞的山东、江苏、上海、中原等地区,还是在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宣言》博古译本都是重要的学习读物。山东、东北、华东  冀鲁豫等多个解放区以“干部学习丛书”、“干部高级读物”、“中级党校教材”、“干部学习丛书第一辑”、“干部必读文件”、“干部读物”为名出版了多达17种丛书,其中大部分都含有《宣言》博古译本。但是,各丛书中的书目繁杂,如1948年2月,冀鲁豫书店出版的“干部学习丛书”,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948年2月)、《卡尔•马克思》(列宁,1948年12月)、《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1948年12月)、《政治经济学》(上、下册)(列昂捷夫,1948年12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底最高阶段》(列宁,1949年1月)、《社会发展简史》(列宁,1949年2月)《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1949年3月)、《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1949年3月)、《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1949年6月)、《思想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1949年);而1949年华东新华书店出版的一套“中级党校教材”就包括了《政治经济学》(列昂节夫,1949年1月)、《整风文献》(1949年1月)、《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1949年1月)、《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1949年1月)、《国际形势》(毛泽东、陆定一,1949年1月)、《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949年2月)、《社会发展简史》(1949年2月)等著作;这些读本译文质量参差不齐,重点读物与非重点读物不分,导致党的理论学习不够体系化。

  此种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1949年2月,为应对我党“理论准备不足”和急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张仲实和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拟定了12种学习书目,其中就包括了《宣言》,毛主席亲笔在拟定的书目上加上了“干部必读”四个字。[28]1949年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马列著作“干部必读”,并形成“干部必读”的标准版本,“在出版‘干部必读’时,特别强调统一版本,为此,每一种书一般都要打6幅纸型,除自留两份外,分送东北、华中、华东、华南的新华书店各一副,使全国印的同一种书只有一个经过认真校订的版本。”[29]自1949年6月起,由解放社开始出版,到1950年9月,“干部必读”历时1年3个月,终于出全。在此期间,全国多家出版社还多次重印再版,印行总量数百万册。这套丛书在全国各地广泛传播,影响极大,新中国成立后,这12本书“从思想上武装了一代中国共产党人”。[30]

  (三)对当代译本的深刻影响

  博古译本对当代译本的深刻影响表现在对现行译本的结构与术语语句翻译两个方面。其中对译本结构的影响表现在俄文版序言和“编者注”的首次出现,俄文版序言成为中文版《宣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18条“编者注”多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编译《宣言》时作为尾注采用,为译本更加全面展现《宣言》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

  翻译术语的影响体现在博古译本很多术语语句表达在今天仍被广泛直接传承,这些词句的生命力超越了那个时代历史条件延续至今。如《宣言》正文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中的“幽灵”二字最早为博古译本所使用,这是目前被认为最为准确的翻译;陈望道译本和华岗译本将其译成“怪物”,成仿吾徐冰合译本却将其译成“巨影”,显然难以服众。又如陈望道译本、华岗译本以及成仿吾徐冰合译本中《宣言》正文第一节的标题都翻译成“有产者与无产者”,而博古译本第一次将其翻译成“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一经典译法沿用至今。

  五、结论与启示

  《宣言》博古译本是建国前发行规模最大、传播范围最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堪称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史的重大事件,其之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真理力量。其次,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中国革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客观需要以及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高度重视,是马克思主义文献被翻译、编辑和出版的客观的历史条件。再次,博古译本产生之前的众多译本为博古的新译本奠定了良好的中文文本基础。最后,在外部环境类似的情境下,大众更愿意选择博古译本,说明博古本人的学识构成了译本成功的主观原因。

  这种主观原因体现在,博古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理解和掌握,他是当时少数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之一,这为他的《宣言》翻译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博古自小对中国古典知识的甚为热爱,其深厚的国学知识为翻译工作培养了其良好的中国文化视野与文字能力。[31]中国共产党到达延安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他们尤其重视在中国实践中进行新的学习与把握。博古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在翻译过程中精选符合中国国情与文化的术语,使其既体现出中国文化特色、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又反映中国革命实践的需求,力求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中国化。

  上述成就《宣言》博古译本历史地位的主客观原因给予今天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与传播工作以新的启示。

注释:

  [1]载1921年9月1日《新青年》第9卷第5期。

  [2]综合参见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4页。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民出版社1983年第205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1942—1944)》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03页。

  [6]张越霞:《悼博古》,载《解放日报》1946年4月12日。

  [7]参见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4页。

  [8]王峥:《陈望道——中文〈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的第一人》,载《名人档案》2013年34期。

  [9]华景杭:《父亲华岗与〈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载《纵横》2009年10期。

  [10]庞培法:《成仿吾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载《党史文汇》2012年02期。

  [11] 参见成仿吾、徐冰合译《共产党宣言》,延安解放社1938年版。

  [12] 该版本收录在1940年2卷本俄文版《马克思著作选集》中。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

  [14]参见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研究所1920年版第55页。

  [15]参见华岗译:《共产党宣言》,华兴书局1930年版第77页。

  [16]参见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1938年版第60页。

  [17]参见博古译:《共产党宣言》,解放社1943年版第67页。

  [18]综合参见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文综录》,第1—444页。

  [19]参见范强鸣主编《〈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红色经典第一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7页。

  [20]杨金海 :《<共产党宣言>与中华民族的百年命运》,载《光明日报》2008年7月3日。

  [21]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解放社1949年版第4页。

  [22]1949年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最新出版了由谢唯真翻译的《宣言》,解放社1949年11月后出版的“干部必读”《共产党宣言》版本绝大部分使用的是这个版本。

  [23]在这22个文件中,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著作及共产国际文献等相关著作共6篇,毛泽东的报告、演说等6篇,以及刘少奇、陈云、康生等人的讲话和报告及中央的文件等共10篇。

  [24]参见金冲及、陈群:《陈云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13-314页。

  [25]王保贤:《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共产党宣言>译本简考——纪念<共产党宣言>全汉文译本出版90周年》,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26]参见逄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4页。

  [2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7页。

  [28]陈晋:《与毛泽东阅读有关的二十七个书目》上册,载《毛泽东研究》2015年第1期。

  [29]王仿子:《出版生涯七十年》,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30]逄先知:《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1]参见黎辛、朱鸿召主编:《博古,39岁的辉煌与悲壮》,第321—324页。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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