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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的兴起与架构及可能走向
作者:乔茂林    来源:《广西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网络编辑:亦文 发布时间:2017-05-18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准确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兴起与中国其它人文学科建设共享的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认真解释拉开学术与政治必要张力的政治驱动力量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所引起的反应,可以看到,马克思文本在此种历史语境下被重新激活的历史逻辑必然性。阐明马克思主义中文翻译文献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的基础性意义,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的内部架构进行分析,论证方法论的自觉、去本体论的认识论、对初始文本的强调、文本与思想的张力、文本的客观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性的关系、公度性与个性化的差异、解读政治学、时代性视角构成了其核心内容,进而分别对每一项子结构进行了结构性解读,最终形成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架构的透视。在把握其历史语境与内在架构的基础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文本学范式的可能走向得到展现,即激活中国所积累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市场经济实践经验,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从隐性走向前台,国际学术话语中国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国际化同构方向,体系化与学院化的走向,拉开与政治、大众、实践的必要张力并为其奠定思想根基的前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兴起;架构;可能走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自兴起以来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而对其本身的探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一个重要理论任务。本文目的在于梳理其兴起的历史语境与文本基础,分析其内部流派的各自特征,结构性解读其内在解释架构,从而图景式展示其蕴含的一般性方法论与主要成果,在此基础上,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可能走向。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兴起的历史语境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兴起与中国其它人文学科建设共享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历史语境,即超越苏联模式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此历史趋势下,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大系统中的敏感子系统,相应发生着更为剧烈的变革。诉诸自共和国立国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前十年,仿照前苏联教科书的体系;随后二十年,试图突破该体系但并未取得重大收获;近三十年,创建中国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学界创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进程中,遭遇的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方法还是体系,如果是体系,那么这种体系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个争论不自明的前提是并未意识到回到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性意义,但是却不自觉地以部分文本来重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持续十年之久,即在20世纪80年代末生成了实践唯物主义体系。实践唯物主义体系的产生在当时看来是令人鼓舞的,但随后就暴露了其并不比前苏联教科书体更少的矛盾,因为范式构成恰恰依旧是前苏联教科书式的,由此产生了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困难,理论的困难表现在由于其非开放的思想指向难以与中国哲学以及西方哲学展开具有深层次学术内涵的对话,现实的困难表现为以现实世界鞭辟入里分析著称的马克思主义面对剧烈变迁的中国社会却难以做出令各方信服的考察。

  在政治彻底淹没学术的“文革”时代,马克思主义也并不能幸免,在马克思原本规定中的哲学相对独立性被完全取消,彻底成为政治的附庸,最终导致哲学本身学术价值与独立尊严丧失,由此导致学术本身的合法性危机以及学术论证政治合法性时公信力下降。造成这一状况除了时代性的错误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隐含着的原因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影响。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的天然密切联系表现为理论与现实的两个方面,理论方面在于,“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1];现实方面在于,“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原意是以理论中介,以无产阶级为掌握理论主体力量,最终完成世界的政治革命。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强调哲学的要义在改变世界的同时,并未取消哲学的相对独立性。然而教科书体系却完全将学术政治化,将马克思主义的永恒运用要义视为无物,认为政治领袖已经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高峰;以政治领袖的意愿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唯一价值沦为赞美;在政治力量的威胁下,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被迫为斯大林歌功颂德,严重伤害了学术应有的尊严。这种前苏联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中国“文革”年代的学术与政治的正常关系。在“文革”结束后,政治与学术都需要重新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学术独立性。然而,由于学术重建工作是项极为漫长的工作,仅是概念术语方面从政治用语到学术语言的复苏也需要多年的时间,因此,短时间并未取得良好效果,但这种内驱革新力量长久存在。

  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的窗口期,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代表性人物及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传入中国,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才被成体系成规模化地引进、翻译、研究,这正是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的理论内需。国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势头于90 年代初期陷入低潮,在90年代后期恢复并再度繁荣持续到当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已经从著名人物、热点著作进展到问题研究,发展为单独的学科领域,形成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等方向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以与现实政治的必要张力筑造了其维护学术性的保护带,因此不仅可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而且可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一方面,通过对马克思的原初文本研究学术积淀,准确立体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深刻分析,毫不妥协地进行彻底批判的精神,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这当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构成持续的吸引力,然而难以解决的问题出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均以解决其所处时间段的问题为核心进行研究批判,这种转换语境的成果如何转换为对中国社会实践产生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二是供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生成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原文,以国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能力并非难以得到,而该项工作却迟迟没有推动;三是中国社会是近七十年来特别是近四十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实践场域,其积累的实践经验为何难以形成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深度对话的理论体系。这当然不仅是包括文本学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新范式兴起的背景,也构成了其成长的理论语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冲击与苏东剧变的历史效应之外,在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洪流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艰难内外局面在20世纪90年代初变得更加复杂化并孕育着新的生机。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奠定了新的社会史地平线,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与批判从此前的文本语言变成了日常的生活世界,曾经不得不按照枯燥的条文理解的文本,变成了鲜活的生活体验,马克思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成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同时代的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价值被重新激活并赋予新的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其次,学术研究范围日益国际化,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更大范围的左派的研究日益去极端政治化,因此,有助于大量的国外相关资源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与此同时,重新评估右派思想资源中的相对合理成分,思想史上如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思想大家日益以学术的面目出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内,极大地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视野。再次,研究主体的个体化与其后的团队化研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单调均质生活进一步打破,研究者与社会其他成员一同感受到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自我意识逐步觉醒,摆脱曾经集体主义中无差别存在的状况,从以往整齐划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根据自己在新时代条件下不同的体验确立了自己个体化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由相近研究结论的各个个体化的人逐渐形成了团队化的研究组织并影响至今。最后,研究风格的个性化,成为这一时期以及其后绵延至今的特点,研究者不仅能够在世界范围内选择自己所认同的学术思想,而且能够以更加个性化的语言风格表述其研究成果,从而造就了诸多具有独特个性的研究者。尽管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难以胜任引领中国社会走向的历史重任,然而“世界在变化, 中国在前进。客观实践的发展变化, 对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3],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寻求研究范式的转换。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的创立与架构

  在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需要重建的历史语境下,当时的老一代学人与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愈加闪烁光芒,高清海教授以对思想史的深刻把握,在本体论的层次上打开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史大师的对话空间,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回归建立学术独立性奠定基础;黄楠森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介入明显一时的人学研究后,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范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上述范式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范式生成与转换》[4]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进行了图景式描绘,走出与重建范式、实践诠释学范式、逻辑分析范式、存在论范式、文本逻辑历史分析范式,其中,文本逻辑历史分析范式即本文所分析的文本学范式全称。上述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之间的论证与相互借鉴为了文本学范式的兴起奠定了直接的丰厚思想资源。

  中央编译局自1955年开始编译并于1985年出齐的50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仅持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前提条件,其大量内容直接构成包括文本学范式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力文本支撑。不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困顿期还是成果丰富期,编译局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以高度的学术热情、严谨的学术态度持续不断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可靠的中文译本。其于1986年编译局开始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5],率先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界将视野拓展到以德、英、法、俄等多种语言所组成的马克思文本群,其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按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正在编撰的按照原貌完整展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其写作过程的版本,在国内学界首次系统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本原初形态的问题。《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已经出版的部分,同样直接构成了包括文本学范式在内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力文本支撑。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三十年来的诸多成就,正是在对照两种版本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经典著作编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提供文本依据”[6]。与此同时,还编辑了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选本, “旨在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选材更精当、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以适应党在新时期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需要”[7],从而适应不同研究层次的需求。此外,中央编译局建成的亚洲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文献馆藏中心及国际性的合作网络,不仅为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文本支撑,而且其典藏的重要海外研究资料直接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的思想来源。在马克思主义文献方面工作的扎实性与前瞻性得到了包括文本学研究范式在内的学界的高度评价,“众所周知,国内马恩著作的翻译是由中央编译局的同志来完成的,他们无论是在国外出版和研究动态的了解上,还是在翻译上都是十分权威的。近30 年来,他们一直追踪国外研究,编辑出版各种文献资料(例如《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克思恩格斯研究》《〈资本论〉研究资料与动态》以及1996 年以后合并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研究》等内部连续出版物等),在这些资料中,相当数量的经济学新文献都已经从MEGA2 及其准备材料中翻译过来了”[8]

  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的图景主要由南京大学孙伯鍨、张一兵、胡大平一脉与北京大学聂锦芳以及清华大学韩立新构成的。有趣的是,其中几位研究者关于文本学研究范式本身展开了竞争性对话,因而为我们的叙述线索准备了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无意亦步亦趋地重复上述研究者的全部研究成果,而是要在解释原则层面上展现各流派的思想架构,并在基础上预估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的逻辑走向。

  南京大学一脉的文本学研究范式自孙伯鍨教授肇始,发扬于张一兵教授,胡大平亦是其中重要组成成员,研究对象涉及马克思文本、恩格斯文本、列宁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西方哲学如海德格尔与拉康以及福柯文本。由于本文论域限定,仅就《回到马克思》这一文献对张一兵的文本学范式的架构进行解读,而恰好这一文献又是其文本学范式的代表作品。关于《回到马克思》出版以来的获得的赞美与所引发的争议可谓近二十年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景观,本文无意介入这些争论,[9]与这些争论展开关于争论的争论,而是拟从方法论的自觉与去本体论化以及对原初文本的强调三个方面对《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学范式的架构进行梳理。

  上述构成文本学范式核心内容的方法论的自觉与去本体论的认识论以及对原始文本的强调,在《回到马克思》中各有其具体内容。方法论自觉表现为理清前人的多种解读模式,并提出自己新方法论,“借助于历史性的‘文本学解读’,使过去在传统解读构架内的熟知文本重新‘陌生化’,以建构一种全新的历史性理解视域”[10]632,文本的真实含义只有阅读者在与文本生成的历史语境产生视域融合的时候才能发生。去本体论的认识论在张一兵教授的表述中是由历史语境引申出来的,即如果读者本人没有相应的思想支援背景,那么文本的思想史不会自行呈现的,以往中国大量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对马克思文本是显性线性思想仓库的无意识假设只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虚妄,读者的思想支援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阅读的结果,《回到马克思》引用伽达默尔的不同视阈的历史性融合来论证观点,但随即出现了令人颇感意外的去本体论认识论,即声明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本质性差异在于其本文学没有任何本体论的僭妄。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的特别重视是文本学范式的内容之一,“假如没有一个对马克思哲学文本(特别是MEGA2) 的第一手精心解读,没有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的科学的全面把握, 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言说”[10]629,除去马克思也是当代思想家这一命题外,对原始文本的特别重视体现《回到马克思》中对MEGA2的引用。

  方法论自觉表现为将前人自觉不自觉地方法论做出清理,即将前人的方法总结为西方马克思学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的模式、阿尔都塞的模式、前苏东学者的模式,并且自觉继承了第五种模式即孙伯鍨教授的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文本强制处理为同质性共时性文本的研究问题,在这种非历史的解读中,马克思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语境、不同研究主题、不同论争对象的问题一概被取消,马克思文本变成了可以任意被引用的杂乱语料仓库。《回到马克思》延续的文本学范式就是为了在自觉的历史性解读中恢复马克思文本的原初语境,这个深层次的语境被张一兵教授指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深层次语境,即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话语转换必须深入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语境。《回到马克思》对这一论证的理由是自从马克思1842 年下半年试图进入经济学以来,其百分之七十的文本都是经济学的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而言,脱离经济学的纯粹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并未独立存在过。这当然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论也是相吻合的,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其关注的核心与主要问题,而彼时并没有经济学这一学科,所有的经济学都被称之为政治经济学。重要的论证发生于《回到马克思》将马克思思想的转变指认为三次,而三次转变的最深层次规定均来自于政治经济学,即否定客观存在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思路与方法,科学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形成,历史现象学的创立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第三次转变是第二次转变的延续与深入,因而也与政治经济学的语境关系至为密切。

  对于马克思原始文本的强调表象是体现为对MEGA2的引用,而在真实研究的意义上最原始文献的引用只有在两个方面才具有价值,一是,新文献(包括时间意义上的新和最原初意义的新)对现有学术研究结论有进一步论证的作用;二是,新文献有助于推翻现有结论确立新的研究结果。文本学研究范式正是要在推翻现有总体架构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因此,新文献出场的价值上只存在于上述第二个方面,表现为三个新创新,一是文本新分类之后价值层次的转换,二是功能阅读法,三是话语复调语境。《回到马克思》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已经发表的部分为三个类,一是读书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书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和公开发表的文献,并且对三类的层次做出划分,第一、二类文本比第三类文本更能展现马克思思想进程的历史语境,如果文本学范式之前范式的研究证据来源或是对上述文献不进行层次区分,那么其结果很可能被文本学范式从论证材料方面给予硬伤性打击。功能性阅读法借用于阿尔都塞,从马克思已经写出的显性文字中读出马克思没有读出的隐性理论构架,显性文字体现出马克思的前台理论目的,隐形架构是支援马克思完成认识过程的后台语境,这在《回到马克思》对于《巴黎笔记》解读中表现是,前台理论目的是为了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肯定的东西;后台隐形理论是赫斯、青年恩格斯、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更为深层次的支援理论来自于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逻辑。复调话语语境在《回到马克思》中最为典型的部分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分析,将其区分为三种不同的话语:“一是出于被告席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及国民经济学(直接被反驳的对象);而是蒲鲁东青年恩格斯的审判与指认;三是马克思超越这种在国民经检修范围内质控资产阶级社会的哲学人本主义批判(里面又暗含着自然唯物主义前提)”[10]207。对这种复调语境的理解是《回到马克思》反过来批判将《巴黎手稿》与《1844年手稿》两个同时期手稿碎片化做法的基础,并且指认了MEGA2版的编者对前苏联这种错误的理论全盘接受。

  文本学范式对读者认知架构的逻辑先在性的强调,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文本解读时,也体现在马克思在阅读文本时面对他的阅读对象时的强调。前者在的去本体论化的认识论在《回到列宁》中将中主体所掌握的思想与方法置于阅读文本的逻辑先在地位的文本学范式进行了公开表达,而在《回到马克思》中所传达的信息是认为追求本体论只是一种思想的僭妄。这当然需要追溯这种去本体论化认识论的思想来源,考察《回到马克思》,该书在诸多方面批判性借鉴了20世纪西方60年代创立并且影响至今仍然十分深远的哲学最新成果。诉诸哲学史,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的哲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都以否认本体论方式拒斥形而上学,前者认为本体论立场夸大了人的理性能力,后者将人这种能够提出本体论问题存在者作为优先性考察对象。该书作者张一兵教授于数年之后对去本体论化认识论思想进行细致化表达,“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说远一点, 当康德给予主体认知设定有限前提时, 当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承认个人主体不过是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时, 当波普尔将科学真理的标准从证实转换为证伪时, 科学认识论是在从牛顿式的绝对客观真理退回到有限的主观认知论”[11]。这一思想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学界中近年来思想最为深邃的争论,以中西思想为背景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之间展开的争论,在本体论问题上达到了最为精彩的程度。这种去本体论化认识论的要点在于不可能绝对地达及文本所谓原初的客观意义,“我们的任何一次研究, 任何一次认识, 都不过是我们基于既有的一些学术立足点和学术记忆而激活起来和当下发生的认识活动过程”[11],所有研究都是彼时彼刻复现和建构研究对象的当下思想活动。

  聂锦芳的文本学研究以批判国内现有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的思想成果,但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出场,其对该项研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00年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系统收购买资料和清理已有学术积累[12]。其文本学研究范式集中体现在以《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为一般方法论、以《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为微观解剖分析与示范之中。其一般性思想结构围绕三个关键问题展开,文本与思想、文本的客观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性、公度性与个性化。在一般性思想结构指导下,具体研究工作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本研究的前提性工作,即学术基础清理与方法省思,二是重要文本的具体解读,包括文本的个案研究或微观研究、整体研究或宏观研究,三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新阐释和评价,这在其《批判与建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学研究》中有图示性的介绍[13]

  文本与思想的关系问题是聂锦芳的核心聚焦,他从文本研究的哲学与科学差异入手认为,哲学由于研究的对象具有长程有效性,面对这些横亘人类全部文明史的问题,不同的时代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因此,哲学研究必须通晓哲学史,“不能设想一个哲学理论的思考者和创造者是不了解哲学史的”[14]250,对文本的熟悉在聂锦芳的语境中可置换为对学术史或思想史的把握,文本与思想的关系是兼顾平衡,思想性奠基于学术性之上是哲学研究的正常状态。聂锦芳考察中国哲学界的研究状况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在文本与思想的平衡关系上偏重于史,马克思主义研究过分偏重于思想,甚至是脱离文本的思想,因此导致的结果是虽然热点不断、新见迭出,但大量成果缺乏马克思文本的支撑或脱离马克思文本的具体语境。因此,所需要的工作是突出“我注六经”的维度,文本研究、版本考证、概念梳理是奠定思想性的真实基础而且是唯一真实基础,他所推崇的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论远大于史相对峙的论从史出的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阿达邵夫,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提炼出24个命题,然后对这24个命题中的每一个命题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述进行考察,辨析每一个命题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内涵,不同内涵的演变进行线索,从而塑造这部《马克思著作中关于“人的”问题的论述辑录》经典著作。当然,聂锦芳的马克思文本学范式认为,即使充分占有所有的文本,在彻底和完全的意义上,复原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终极问题上,聂锦芳与张一兵的看法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如何能够更加逼近马克思的原相,在这一过程中文本的价值究竟是根本性作用还是基础性作用,这当然需要对文本的客观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性进行考察才能接近这一问题的答案。

  文本的客观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性的关系问题是聂锦芳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一般性思想结构的重要问题,研究者的主体性不可避免但必须限定发挥作用其空间,尽量避免先入之见和感情因素的困扰,只服从理性的客观原则,但对于自己研究的结论却不能奢望是普遍性和绝对性的。这当然会引发一个逻辑上的难题,既然服从理性的客观原则,那么得出结论为什么不是绝对性的呢,如果两个或多个研究主体都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进行了只服从理性的客观原则的研究,那么他们得出的结论应当是一致的或者至少是极其接近的,诉诸作者所推崇的前苏联马克思文本研究和“西方马克思学”,两者结论不但不接近甚至在马克思恩格思想一致性这个关键问题上南辕北辙。关于这一问题,聂锦芳在其后的《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再省思》[14]275-288有进一步回答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即在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只服从客观的理性,尽量压缩研究者的主体性,进展为研究者的主体性发挥到怎样的程度,将文本的客观性与研究者的主体性关系问题转化为五个前后相继的工作流程,文本的表层结构解读、文本的深层观念的把握、文本的自洽性分析、作者思想的理解、概括和阐述、作者思想的评价与“重构”。聂锦芳认为,研究者主体性在上述五步骤的每一步骤中都发挥着作用,脱离解读的主体性解读是无法完成的,但是又必须对解读的主体性进行规定和限制。当文本呈现的面貌、包含的信息与研究者的解读模式相匹配时,承认研究者的解读模式;反之,则调整研究主体的解读模式而决不能削足适履。

  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公度性与个性化关系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共同体建立的关键问题,学术共同体建立的核心在于共享共同的学术范式与基本结论,因此,面对相同的马克思文本,不同的研究者之间构成一种分散的还是共同体的关系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推进是奠基性的。在这一问题上,聂锦芳认为,研究必然带有研究者个体性,但学术乃天下公器,因此又是公度性的,脱离个性化的公度性会阻滞学术研究的进程,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重复性研究,脱离公度性的个性化研究,则导致无法保障学术的积累与传承,最终也无法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进程。中国马克思文本研究的“这种公度性不仅体现在诸如马克思的生卒年代、著述和活动的情况等显示性方面达成共识,而且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内容及其发展我们也应该有大致相同的把握”[14]250。马克思文本研究者之间的公度性体现在面对马克思文本时公正、理性的态度、研究成果严格依照马克思文本的史实、遵循不寻章摘句理解马克思文本与无中生有地进行解读的逻辑原则与规程。与公度性互相制约与促进的是个性化,这体现在基于对马克思文本真实研究基础上的研究结论以丰富多样的方式呈现、对马克思同一文本、同一思想发出的不同评判、将原有文本不系统的表述与模糊性的论据以及使之呈现出较为清晰与系统的形态。

  学术思想归属于孙伯鍨、张一兵一脉的胡大平,其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回到恩格斯》[15],而对马克思文本学范式的介入却可追溯到《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与聂锦芳商榷》[8],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从“史”与“论”的关系入手探讨马克思文学研究范式认为,包括马克思文本在内的所有文本研究都会面临审视证据的方法的问题,在新的方法关照下,证据、文本、经验对象会呈现出不同的性质,面对共同的资本主义经验事实,德意志意识形态、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与马克思眼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资本论》对前两者的超越依据并非经验对象,因为资本主义经验对象并非未发生变化,而是方法论革命的结果。胡大平进一步引申进入20 世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带来的对历史与文本研究的爆炸性见解,突出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从文本、证据、经验对象到方法论自觉再到福柯等人方法论突破是《也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与聂锦芳商榷》思想线索,这在《回到恩格斯》中进展为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呈现出明晰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的结构。其中,解读政治学是作者的方法论自觉,从葛兰西的认知习惯中如何包含权力关系,到阿尔都塞的理论这种严肃活动背后的严肃政治,怀特的历史叙事的想象本质,马克思、恩格斯以《共产党宣言》取代《人权宣言》揭示隐含在普遍利益背后的特殊阶级诉求的非法性,表述了胡大平关于任何解读都无法脱离权力结构的框架的解读方法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胡大平对文本和理论的关系问题的处理是,反对把文本作为一种先进的技术,而关注的核心应当聚焦于文本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呈现完整的恩格斯的途径是使得这些理论问题回到真正位置上,这个位置就是在社会史和逻辑史关照下打开创作史的过程,从而为效果史打开大门,其中,尤为关键的是理解文本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一定要锁定这一理论问题所要解决的实际社会问题,比如《政治经济学大纲》是为了探索现代政治的秘密和工人阶级的命运问题,而脱离这一实际问题的文本理解都将导致悬置根本问题的文字游戏。

  韩立新马克思文本学研究范式成果集中体现在《〈巴黎手稿〉研究》,其结构可以分为时代视角、中国关怀、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延伸的解读框架,而这三个问题又被市民社会紧紧凝结。韩立新认为,市民社会是世界进行新时代的标志,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性恰恰在于对其当时并未彻底展开的市民社会新时代进行说明,从而构成了马克思意义上的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的对象一脉相承,区别在于在马克思的时代市民社会已经从黑格尔时代的如一个初生婴儿那样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进展到“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熟、定型,国民经济学(私有所有)取得全面胜利……西欧社会进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即人的全面异化的资本主义时代”[16]505。在韩立新看来,正是因为马克思和黑格尔紧紧把握住了这个新时代的主题,因此,只要资本主义时代并未终结,那么他们的思想就不会过时,而中国从1978年开始能够体验市民社会,为重新打开马克思文本提供新的契机,中国学人能否在概念的高度把握这个新时代,对中国与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

  韩立新认为,《巴黎手稿》真是对市民社会透视的杰出成果,马克思在这个文本群中第一次将国民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共产主义结合在了一起,预示了市民社会是一个两极分化的苦难社会,其对“市民社会及其本质私人所有的否定态度,从而将前人所能达到的理论坐标从市民社会的肯定推向了对市民社会的否定,推进到了共产主义”[16]506,因而标志着马克思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这一思想层面上,《巴黎手稿》的存在是中国与世界的幸运。面对如此重要的文本,韩立新试图从卢卡奇、阿尔都塞、广松涉、望月清司、孙伯鍨和张一兵的解读框架之外另辟蹊径,这就形成了从个人到社会、从国家到市民社会、从费尔巴哈到黑格尔、从异化劳动到交往异化、物本身的逻辑、从主观的内在原则到客观的外在原则等新解释框架,作为新解释框架的核心原则是在黑格尔的思想水平线上重新理解马克思,将黑格尔从形而上学的理解引入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在更为深刻思想层面上展现马克思文本的深刻内涵。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的可能走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独特优势在于中国所积累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与市场经济实践经验的结合,因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具备更深入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历史语境与思想本身的可能性,从而奠定了以文本学范式回到马克思文本历史语境与思想内容的社会基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上述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双重意义上构成了马克思的同时代人,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与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之后的人类历史事实,激活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思想价值,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实意蕴得到呈现,从而用以指导我们把握旧世界、理解新世界,解释马克思主义如何成功破坏了一个旧世界,指导我们如何建构新世界的秩序、如何实现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种历史使命与理论责任的自觉使得中国马克思研究者一再回到马克思文本。

  中国本土思想资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范式的重要隐性内容,随着这一研究范式成果的不断推出与研究成果影响的扩大,反向推动其内在逻辑的澄清工作的展开,其范式内部蕴涵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将从隐性走向前台。在突破前苏联教条化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首选面临的问题是,逻辑思维与建构体系的能力不如前苏联学者的事实,这也就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有一批学者试图结合当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一个超越前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失败,因此,返回本土思想资源寻找突破成为思想逻辑进程的必然。中国本土思想资源最为丰富的部分并非一般所认为的历史学而是经学。从一般样貌来看,中国最为深厚的传统似乎为对传统典籍的整理可以追溯到以先秦儒家为代表的对传统典籍的编纂与解释,然后编纂与解释在随后发生了分歧,即中国学术传统分为侧重经典文字训诂的汉学与强调文本义理的宋明理学,汉学昌盛于乾嘉时期,知识分子在高压意识形态下被迫放弃义理引申,侧重文字考据。其实是误解,中国的学问自始至终都是以经学为根本,史学与考据只是为了证实经学,先秦百家对在他们之前典籍的解读与编纂,就是义理先行而非史料先行,秦汉之后延绵唐宋均为如此,变化最为显著的在于经学逐渐成为政治解释学,清代的学问也是史为经用,纷争双方的分歧根本不在于文字的训诂与考证而在于门派之争,也就是经学观念之争,并非新的史料与实证考据可以调和双方。这并非一般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与观念先行,而是在于判断真理主要依靠的并非对所有信息的掌握,因为近乎无限的信息等于没有信息,而是依靠对整个格局的把握,然而用材料与信息对总体把握做出调整,这里所谓的对格局的把握也就是解释框架。换言之,《回到马克思》《回到恩格斯》《巴黎手稿研究》中对方法论优先于材料的强调,是与中国这种学术传统的暗合或隐性使用,中国传统学术在对解释框架优先性的强调所积累的丰厚传统是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积极汲取的。

  这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化的根基,翻译和引进国外最新思潮或者翻译引进国外著名思想家的次要作品只是国际化的第一步工作,国际化的本质绝非引用或者以国外思想家的名字或词句发表言论,言必称某国外思想家或者言必称国外思想家的言必称者,也不是用中国某位思想家与某位外国思想家对比,而是在于以本民族的思想介入国际思想界讨论的问题,给出独特的解释甚至解决方案,使国际学术话语本国化才真正进入了国际学术界,才能进行真正的学术对话。在这一问题上,德国古典哲学正是使得欧洲思想问题德国化德语化,然后德国才从一个世界学术体系的边缘民族真正进入了国际学术界,这是可供我们借鉴的出色案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可能走向之一正是返回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里必须强调并非本民族传统典籍中的某些词句某些人名,而是把握清理其解释框架,以本民族文化的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解读,在解释中融合西方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从而完成本土已有解释框架的更新。与此同时,介入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问题时,才可能完成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化,从而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国际化。

  体系化建构的再次尝试是未来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的一个重要方向,尽管近三十年来在反对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进程中,产生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再出发基础的丰厚成果,但是对待体系本身却存在这一种历史主义的学术倾向,一门学科真正的成熟恰恰在于体系的建立,哲学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再到德国古典莫不如此,马克思本人的代表著作《资本论》恰恰是以体系化的方式来阐述资本时代的奥秘,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以体系化的方式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的要义,“这恰恰证明了体系本身就是一个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科学基础的原则问题”[17]

  体系化问题必须与学院化同体完成,因为体系化是一个极其难以完成的任务,它直接挑战的是中国学术传统中对形而上问题概念思辨相对缺乏的传统,这一工作必须在学院中完成。中国目前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马克思思想本身的探讨占据主流[18],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倾向。但是尚未拉开学术研究相对于政治、大众、实践的必要张力,学院化体系化的任务在于提供一种理解马克思最完整与真实的体系化依据,这是政治、大众、实践的坚实前提,舍此,一切理论指导实践的言论均为空谈,理论尚未厘清如何指导政治、如何大众化、如何实践。

  张一兵对文本学与版本学的区分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开端,他认为文本代表着打开思想本身理解的唯一途径,而流传的版本是我们打开社会历史的途径,MEGA2 的意义也正在于此。因此对于文本所带来的细致化是学院化建构的必由之路,而绝非一般所认为的学术研究繁琐化,诉诸任何一门科学发展的历史,无一例外地都包含细致化的内容,那些看似繁琐的论证中恰恰就是思想本身而非思想之外的琐碎工具,大而化之对于学院化建构是极其有害的而绝非相反。只有体系化学院化成立的前提下,指导政治实践与大众才有讨论的可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范式提供的正是这种思想前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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